在《历史的沉思》这个栏目里，本期组织了两篇文章。前一篇着重从史料的角度、后一篇着重从理论的角度，讲了毛泽东同志1930年寻乌作调查并写出《寻乌调查》和《反对本本主义》，在党史、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思想，提出关于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的思想。几十年来的经验证明：坚持这个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胜利、就发展。我们思考相结合原则第一次提出的时代背景、历史意义，再看一下党的十一届三中以来坚持相结合原则，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确能得到历史对于现实的深刻启示。

1930年5月，毛泽东经江西会昌来到寻乌城。他利用红四军一、二、四纵队分兵寻乌、安远和广东平远做发动群众工作的时机，在寻乌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工作，写出了《寻乌调查》、《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为全党全军树立了调查研究的榜样。
一
1929年1月，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自井冈山进军赣南闽西，经过一年多的征战，开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到1930年上半年，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力量大大发展。全国有几十个省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10万人。1930年5月，爆发了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的军阀大混战，这就为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然而，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间，党内存在着的“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新的发展，新的“左”倾机会主义开始冒头。在农村，主张烧杀政策，提出什么“杀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的头颅；烧烧烧，烧尽一切反动派的房屋”。把土豪劣绅分子和他们的家属子女混为一类，不区别对待，一律斗争、打倒。甚至有人还鼓吹什么把小资产阶级变为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在这种极左思想影响下，有的地方乱烧乱杀，执行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使他们生活处于极度困难的境地。这样，就使得地主、富农看不到出路，只好拼一条命来反对革命。
为了找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毛泽东深入地了解土地分配中的各种情况，细心地倾听了贫苦农民的意见。他发现这种貌似最革命的极“左”政策并不受广大贫雇农的欢迎，也使一些中农受到影响，怀疑革命。正确的办法是对地主、富农也同样分田，既要剥夺他们剥削来的大量土地财物，又要使他们活下去。毛泽东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如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
在城市，某些存在着“左”倾思想的人，主张对中、小商人和工商业兼地主的工商业部分实行没收等错误政策。红军内曾有过对待城市商店筹款等规定，但并不了解城市商业的真实情况，不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自食其力的经营者和手工业劳动者。就在4月里红四军配合地方武装攻克信丰城的时候，还把十多家日用百货和杂货店作为豪绅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财产没收了，一度造成城市恐慌、商店关闭和群众生活不便，不但影响了城市商业、手工业的发展，而且也不利于争取城市贫民。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说：“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即是非错不可的。非常明显，争取贫民一件事一般同志不感觉它的重要，高级指导机关感觉它的重要了，却始终不能给同志们以行动上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不能把具体工作方法指示出来。……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总是没有让我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足地供给料的人。”毛泽东这次到寻乌城，找到了“能充足地供给材料的人”，不胜喜欢，深入细致地进行了调查。
寻乌地处闽、粤、赣三省的边陲之地，摸清寻乌各方面的情况和据此制定的政策，对三省及其他地方都有实践意义。
二
毛泽东作寻乌调查，是通过深入调查和解剖寻乌的商业、旧有土地关系和土地斗争来进行的。因为毛泽东自己“对商业状况完全是门外汉”，对寻乌县城和寻乌的商业的调查更花费了大的精力。他指出：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拚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
毛泽东一到寻乌就住在县城西井巷天主堂，向县委、县苏维埃干部询问情况。接着在县委书记古柏的陪同下，考察了寻乌城，并通过古柏的介绍，认识了“县城通”郭友梅、范大明两位老先生。寻乌城的情况，大部分是这两位老先生提供的。毛泽东说：“这回到寻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先生。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象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郭友梅是杂货店主。他在寻乌的历史长，又做过两任商会会长，对寻乌城的历史和现状了如指掌。范大明，贫农，县苏维埃政府职员。他对旧社会的辛酸苦辣体验深，斗争坚决，工作积极，因而他对革命前后城区的情况以及城郊居民对革命的态度，非常清楚。毛泽东访问了这两位老先生，听了他们所谈的情况感受甚深。
为了进一步了解全县各阶层情况，毛泽东采取开调查会的方式进行调查。参加调查会的都是深切了解社会情况的人，除全部工作帮助毛泽东组织调查的古柏同志外，郭友梅、范大明、赵镜清(县苏维埃委员)、刘亮凡(城郊苏维埃主席)，这几个人是经常到调查会的，提供的材料最多。此外，找了几个有经验的工农出身的区乡干部、教师和店员。毛泽东还特意请了62岁的前清秀才郭清如先生参加调查会，向他求教寻乌的社会沿革、风土人情、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情况。参加这个调查会的共11人。毛泽东住在县城南门外马蹄岗一幢石砌楼房里，在这里开了十多天的调查会。每次调查会，都有调查纲目，毛泽东亲自主持和记录，满腔热情地接待每一个与会者，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不耻下问，并同到会的人展开讨论。会上，大家畅所欲言。毛泽东不仅对寻乌城21个行业131家大小商店的历史、现状及其主人的政治态度，进行了详细询问，而且对全县7个区21户大地主、111户中地主的剥削形式、剥削手段及其压迫群众、反对革命的恶劣行为，也问得清清楚楚。
为了了解农民卖儿卖女的情况，毛泽东特邀了刘亮凡、李大顺、梅治平三个农民开调查会。三个农友分别向毛泽东汇报了富福山、黄砂、兰田三个村穷苦人卖儿卖女的惨景。毛泽东把他们的谈话一字一句地记下。在调查记录上，他加了下面一段话：“所有我的调查都很谨慎，都没有过分的话。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细问了寻乌的农民，看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细问的结果，那天是三个人开调查会，他们三个村子里都有这种事。”
毛泽东作寻乌调查，进行了近20天。他反复思考，觉得还有不少似是而非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于是和古柏商量，召开了有50多人参加的总结调查会。毛泽东对大家说，我来寻乌调查了近20天，承蒙诸位先生的指点，使我获得了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今天请大家来核对材料，叫做集思广益。毛泽东在会上将没有把握或不够清楚的问题，一个一个提出来，让大家议论，广泛地征询大家的意见。这次调查会，又开了两天，寻乌调查活动才算圆满结束。
毛泽东对于从实践中得来的第一手材料总是非常重视的。1931年2月，他利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间隙，在宁都小市整理出近10万字的《寻乌调查》，记载了寻乌的政治、交通、商业、旧有土地关系及土地斗争等内容，并一直珍藏着，经过长征，带到延安。1937年，毛泽东将《寻乌调查》连同《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一起送交出版社出版，并为这批调查材料定名《农村调查》，还为这本书写了序言。
三
《寻乌调查》内容极为丰富，主要解决了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全面调查了寻乌城的商业、手工业，有利于制定对资产阶级和城市贫民群众的政策和策略。《寻乌调查》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了寻乌47家商店和94家手工业店铺经营商品来源、种类、销售和竞争以及彼此盛衰荣枯的情况，深刻解剖了中国城乡的社会结构。从中看到城市贫民，地位极其低下，都是属于被压迫、被剥削者的阶层。就是占5%的商人，除几个和豪绅地主勾结，参与政治外，绝大多数是中小工商业者，也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入侵和封建高利贷的压榨下处于破产和半破产的威胁之中。他们从事正常经营，活跃城乡经济，有利于国计民生。寻乌的商店和手工业店铺，多数不雇人或雇少数几个店员(徒工)，都是中小工商业者。经济状况决定政治地位和政治态度，毛泽东指出：小商人、手工业者，他们一般能够参加革命和拥护革命，是革命很好的同盟者，是革命的动力之一，必须争取和保护。
二、《寻乌调查》进一步揭露了封建剥削的残酷性，说明了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寻乌调查》具体分析了城市和农村各阶级、各阶层的人口成份和占有土地山林的状况。占人口不过8%的剥削阶级，却占有80%以上的土地和全部出息较大的山林，而占人口90%左右的贫苦农民却仅占不到20%的土地。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方式有地租、高利贷和税捐等等，名目繁多，十分残酷。广大农民由于受重租重利的剥削，陷于日趋贫困破产之中。寻乌农村每年有0.5%的人家破产，5%的人家半破产。因为破产什么也没有了，债主又强迫农民交租还债，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惨景下，只得忍痛卖儿子。毛泽东《寻乌调查》材料中的数字表明，每百家人有十家是卖过儿子的。当他调查到这种惨景时，曾深刻地指出：“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的关系!”事实充分证明，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才能使广大农民群众从残酪的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
三、《寻乌调查》深刻揭示了旧中国农村的基本矛盾，检验了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阐明了对农村中间阶级的斗争策略，为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起了重大作用。毛泽东通过寻乌旧有土地关系的调查，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解剖了农村各阶级各阶层的政治思想，从而得出了正确的阶级估量和斗争策略。指出：地主阶级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压迫农民的阶级，是统治阶级政治权力的中心，对地主阶级实行消灭的政策，同时给予生活上的出路；富农是“一种特殊的阶级”。中国的富农一般带有很重的封建和半封建剥削的性质，寻乌的富农大都出租土地兼营商业和放高利贷，其雇佣劳动的条件也是半封建的。毛泽东规定了限制富农的政策，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和财产分给农民。在经济上采取削弱而不是消灭的政策，这是争取农村中间阶级的重要策略之一。
毛泽东根据长期以来对中国社会状况的考察和农村阶级的科学分析，总结了历年来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为我党制定了一条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路线。它正确地解决了民主革命时期党在农村中依靠谁、团结谁、打倒谁的根本问题，为我党胜利地领导农村反封建斗争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在寻乌调查过程中，毛泽东总结调查研究的经验，并从哲学高度进行概括，于1930年5月在寻乌写下了《调查工作》，同年8月由闽西特委翻印。建国后公开发表时，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对于克服教条主义，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