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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寻乌调查》学习毛泽东的调查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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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这句至理名言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发出熠熠光环。毛泽东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所作的一系列农村调查与其他著作一样极具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寻乌调查》是其中一篇代表作,是反对本本主义的实践篇。从《寻乌调查》一文中我们可以学到从调查前列调查过程,再到调查的整理三个阶段的调查艺术。学到融注其中的工作态度、工作作风,从而激发调查研究的自觉性,提高调查研究艺术。
关键词:社会调查;毛泽东;《寻乌调查》;调查艺术
 
  现实中有不少人忽视调查工作,满足于想当然,不愿下基层去调查研究,有的虽然有认识,却对调查研究的方法不讲究、不钻研,调查研究缺乏艺术性,没有艺术的调查直接导致不能获得第一手资料的后果。第一手资料是翔实的,具体生动的,通过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过程,终究能获得卓有成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针对这种情况,重温七十多年前毛泽东的《寻乌调查》,从中学习渗透、贯穿其中的调查研究艺术,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
  《寻乌调查》于1930年6月写于现在的江西赣南寻乌县,是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兴国调查》、《才溪乡调查》、《长冈乡调查》等调查文章中篇幅最长的一篇。毛泽东作这个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弄清我国当时的富农现状和商业现状。“寻乌调查是1930年5月4日至寻乌时做的,是破头会议(2月7日四军前委与赣南特委的联度会议)之后,汀洲会议(6月四军前委与闽西军委的联席会议)之前,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寻乌调查深化了毛泽东对阶级成分的认识,特别是各阶级革命态度的认识。这个调查在毛泽东一系列农村调查中具有重要地位。正如毛泽东所说:“到井冈山以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
一、调查前的艺术:选准调查地点,确定调查重点,确定调查对象
  1、调查地点要有代表性,要有窥一斑而见全豹之效
  调查研究之前要确定调查地点,这是无庸置疑的,然而当今一些同志常常出现选点不当的现象。地点选得好才有代表性。毛泽东作寻乌调查的选址是有代表性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
  2、调查提纲既围绕重点,打好外围战,又打好攻坚战,要留有因实际情况变化而变化的余地。这篇调查文章调查前确定的第五章为寻乌的宗族情况,后在调查中了解到寻乌农民受地主剥削很严重,后把第五章确定为寻乌的土地斗争。这五章分别是:第一章寻乌的政治区划,第二章寻乌的交通,第三章寻乌县的商业,第四章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第五章寻乌的土地斗争。每章下面又有确定的小标题,这些小标题也可因实际需要而变更或增减,如第五章第十七小节土地斗争中的妇女,是原调查提纲中没有的,是调查过程中因需要而增加的。第三章中的第七小节原来叫寻乌的重要商品,后觉得商品与生意那小节已提到,再考虑到市场是商品贸易集散的场地,后把该小节改为寻乌的重要市场。
  3、调查对象,注重兼容并包,注重从不同职业、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代表人物中获得事物真相,了解事物的真实面目。
  毛泽东作的寻乌调查,就充分注重了这一点,不像现在一些同志下去作调查总是注重某一阶层的人,注重某一身份的人,不从全方位、多角度去了解事物真相,这样就必然导致了解事物的片面性,导致调查研究的局限性。毛泽东的农村调查之所以取得很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了解情况时强调调查对象的多层次性,以及注意不同地位与身份的人。作寻乌调查时,毛泽东召集了十一人参加调查会,这从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一文中的叙述中可见:“在材料上与我以大量供给的是郭友梅(59岁,杂货店主,曾任县商会长,本城人),范大明(51岁,贫农,县苏职员,城区人),赵镜清(30岁,中农,做过铸铁工,做过小商,陈炯明部下当过兵做到排长,现任县苏委员,双桥区人),刘亮凡(27岁,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现任城郊乡苏维埃主席,城区人)四人,他们都是经常到调查会的。此外李大顺(28岁,贫农,曾任区苏委员),刘茂哉(50岁,开过赌场,做过小生意,原是小地主,降为贫民,曾任县革命委员会委员,现任区苏委员)两人,也供给了一部分材料。间或到我们调查会的,还有刘星五(56岁,农民,做过小生意,乡苏委员,城区人),陈悼云(39岁,自治研究所毕业,做过缝工,做过小生意,当过小学教师),郭清如(62岁,秀才,赴过乡试,做过小学教师,城区人)四人,做过一二次调查会,稍微供给了一点材料。”
二、调查进程中的艺术:以甘当小学生的态度来了解情况,广泛收集材料;善于驾驭局面,推进调查的整体效果的取得;亲自作记录;要有吃苦精神
  1、放下架子、不耻下问,当好小学生,与调查对象交朋友。毛泽东作的寻乌调查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他在一个月的调查中,一点没有架子,与调查对象是一种平等关系,与他们共处是一种融洽的气氛,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只要知道某人知道某种情况,毛泽东便以三顾茅庐的诚心去拜访、询问。有一次他还帮当地农民插秧,在共同劳动中获得真实材料,只有用这种态度才能获得知识,才能了解真实情况。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满腔的热情,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注重与调查对象交朋友,比如他在1941年9月13日的《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所说的:“开始时,他们很疑俱,不知我究竟要把他们怎么样。所以,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常事,他们晚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使他们开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得也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
  2、广泛收集材料,详细占有能反映当地民情风俗的材料,确保调查材料生动、真切。寻乌调查过程中,不仅收集了能直接说明寻乌商业及阶级状况的材料,而且收集了能间接说明问题的材料,如当地故事、俗语、民谣等。这就使调查文章显得真切、生动、具体,使读者有亲临其境、亲眼目睹的感觉。
  比如在分析寻乌城民国初年一些商店很红火,到民国十一年渐次衰落时,毛泽东收集了两个材料说明这个原因,原文是这样写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变动了——洋货市场代替了土货市场,即梅县生意代替了赣州生意,寻乌南半县不需要赣州土货供给了。其次是因为子弟很多,生长在那封建经济家庭里(大地主和初期商业资本的家庭里),大漂大赌,大吃大喝‘练腔调’(这是寻乌的俗语),把个家门了了(‘了了’是指挥霍殆尽了)。那时候(民国十年以前),寻乌城东小学(一些地主凑股子办的,五块钱一股)是个有名的‘毕业公司’。全县地主子弟练腔调,无出息的,拿了钱去这个公司里坐三年,得到文凭,就大摆其架子,用他们的名片上‘城东小学毕业生’几个字,回到家里骗祖宗,什么叫骗祖宗呢?第一是刚毕业的时候,祠堂里头照例赏给毕业生一些钱,叫‘抢花红’;第二是每年和那些秀才举人有功名的平分学谷;第三是每年祭祖完毕和有功名的分炸肉”。从上可见毛泽东广泛收集材料的耐心与恒心。
  又如《寻乌调查》第三章寻乌商业中第15小节讲豆腐那段中,也可见到毛泽东在调查中收集到的材料非常翔实。摘录该段一些内容如下:“两升半豆子做一桌豆腐,豆子两升半的价钱是五毛,豆腐一桌的价钱是六毛半,赚一毛半。所谓‘一桌豆腐’,就是大豆腐干四十六块,零卖每毛子七块,三个铜壳一块。若是小豆腐干,则每桌九十二块,每毛十四块,三个铜壳两块。开豆腐店赚钱,主要还是拿豆腐渣畜猪子。因为每天普通只能销一桌豆腐,特别情况才销两桌,每天只能赚毛半子到三毛子。畜猪子每年可畜两道‘猪妈带子’,每道可出三四十元”。为了说明寻乌地主剥削的状况,毛泽东收集了“禾头根下毛饭吃”(毛在当地指“没有”的意思),这是指刚打下交过租就没有饭吃了。《寻乌调查》一文中对此解释:“为什么禾头根下毛饭吃呢?譬如耕了二十担谷田的,量去了十一担多租,剩八担多,去年过年和今年青黄不接毛饭吃时借过地主谷子两三担,加上加五利,又要还去三担至四担多,打禾时,要买好东西招扶地主。禾打过了,买上一点油盐,春上一点米子,立秋刚到,一切都完。这就叫做“禾头根下毛饭吃”。
  3、善于驾驭调查会的局面,高效率获取所需要的调查材料。开调查会是获取调查材料的主要手段,在调查会上,调查人始终应该是调查会上的主角,处于支配地位,而不能让调查对象海阔天空,乱侃一通。在调查会上的组织能力如何直接影响到调查的效率。因此,调查者应该有驾驭调查会的能力,使参与调查会的所有同志都围绕调查者的思路转。毛泽东同志是这方面的高手,他的驾驭调查会全局的能力值得我们学习。毛泽东在调查会上既能使大家围绕调查主题知无不言,又能使大家轻松活泼,思路开阔,同时又能使群众讲真话。毛泽东也很注重调查会的人数,人数的多少直接关系到驾驭局面问题,正如他在建国后回忆当时农村调查时说的那样:“那种善于指挥的,可以多到十几个人或者二十几个人。人多有人多的好处,就是在做统计时(如征询贫农占农民总数的百分之几),在做结论时(如征询土地分配平均分好,还是差别分好),能得到比较正确的回答。自然人多也有人多的坏处,指挥能力欠缺的人会无法使会场得到安静,究竟人多人少,要依调查人的情况决定。但至少需要三人,不然会囿于见闻,不符合真实情况”。
  《寻乌调查》全文共81000多字,从调查到写好调查材料共一个月时间,在一个月时间里能这样做是高效率的调查,这8万多字调查材料是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即调查会中亲手笔录,调查后亲自整理。
三、调查后的艺术: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在整理调查材料时讲究语言的生动、具体,讲究表达方法
  1、取舍调查材料时去粗存精,去伪存真。毛泽东在作寻乌调查时,在调查大中地主的政治思想的过程中已获取了不少材料,并从中归纳出大中地主的政治思想有三种情形:第一种是新的,即接受资本主义影响的,他们生活比较奢华。他们看钱看得松,他们什么洋货也要买,衣服穿得是破胸装,头也要挥一个洋装.第二种是半新不旧的,他们赞成一点“新”,但随即就批评“新”的坏处,第三种人是完全封建思想封建生活的,他们始终希望恢复科举。在分析总结这些材料时,毛泽东发现还欠缺对这三种地主态度成因的分析,于是他又去了解这些地主的成因,后来终于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种地主的新的原因是受资本主义影响较多,还有是他们本身是商人,并且接近河流,接近市场;第二种地主的半新不旧的原因是为了领导权,因为不如此则领导权就会完全被民权主义派即所谓‘新学派’的人争取了去,所以他们有摇身一变的必要。第三种地主是因为他们的住地是在与河流及市场隔离的山僻地方。另外还点明本质所在,即:所谓新的,是说他们走向资本主义化,不是说他们革命,大中地主阶级的全部都是反革命。又如毛泽东在概括寻乌城面貌时,发现其商业盛衰的年限有出人,笔录的材料中出现两处不同时间,一个说寻乌城的生意在光绪二十年为最旺盛,一个说是光绪二十五年左右为最旺。毛泽东对此又作详细调查,最后以充分论据说明具体时间是光绪二十七八年为最旺盛,并且还进一步弄清了以后逐渐衰败的原因。《寻乌调查》一文中说“从前时候寻乌城的生意,比现在的寻乌城要大一倍。光绪二十七八年为最旺盛,那时候不但北半县的澄江、吉潭要到寻乌城来办货,就是南半县的草乡、留车甚至平远县的八尺也到寻乌城来办货。这是因为前清时候赣州的货物经过寻乌销往东江,东江也要买赣州的货,留车等地更不消说,因此,中站地位的寻乌城的生意,当然便发达了。自从梅县的洋货生意和兴宁的布匹生意发展了,便把赣州的土制货色的生意夺了去。不但东江以至八尺都不到寻乌城办货了。再则光绪二十八年前是所谓‘功名顶戴’时代,还没有行新政,县城生意的大宗是赣州来的绸缎。那时以后时局变化,绸缎的需要减少,直到民国元年废除‘功名顶戴’,绸缎几乎全废,县城生意就大大衰败下来”。
  2、在整理调查材料时,要讲究语言生动具体,讲究表达方法。毛泽东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广博的古文知识为他写调查材料提供了扎实的基础,他写的调查材料文笔流畅,语言生动优美,这全赖于他刻苦钻研,勤学不辍。如介绍寻乌水路情况时,毛泽东的叙述有散文的简洁明快的韵味:“寻乌水从桂岭山盘古隘一带山地发展,经澄江、吉潭、石排下、车头、留车,流人龙川,下惠州,故寻乌水乃是东江的上游,船可通到澄江。沿河以澄江、吉潭、留车三个好场为最大,吉潭在三个好中首屈一指。”
  为增强调查材料生动性,毛泽东在材料中采用了较多当地的客家方言。如“木头出口是龙川客子出本钱,本地木商作辅助。都上山去看完了,把山价交与山主,由客子自己雇工倒下来… … ”(“倒”,客家方言,与普通话的“砍”相通)。为了说明土地革命斗争中寻乌女性向往婚姻自由,女子提出离婚的人数增多,而地主豪绅极力反对,《寻乌调查》一文中有这样的叙述:“龙图的富农刘学盛,反对他的老婆离婚,对革委会的主席说:‘她要离婚,我就捂了渠,捂掉了渠,我死都愿’,(‘捂’,客家方言,读无,消灭的意思;‘渠’,当地读已,他的意思)。”毛泽东为说明寻乌地主利用青黄不接之机,抬高谷价剥削的情况,就引用了当地的地道客家方言对话,使地主刻薄与嗜财的嘴脸跃然纸上。为反映寻乌农民群众毫无经济地位,没有人身自由,没有基本权利,身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现状,他还引用了当地的歌谣,这些民间但语和歌谣在宣传鼓动农民群众参加红军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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