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0年上半年，全国红军发展到10万人，革命根据地遍布全国十余省。这时，党内一些同志滋长了骄傲情绪，某些“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了新发展。同时，红四军自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以来，先后解放了一些城镇，因而迫切需要掌握城镇中各阶级的经济、政治状况，以便及时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管理城镇，发展城镇的生产和商业，解决革命根据地军民的物资供应。为了指导中国革命和解决革命实践中提出的新任务，同时鉴于“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盘了解，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毛泽东早就决心下大力来了解城镇中的商业和手工业情况。但总是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机会。然而，随着红军部队分散在赣南的安远、寻乌和粤东的平远一带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打土豪分田地，这就为毛泽东了解城镇的商业和手工业情况提供了契机。

1930年5月初的一天，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来到寻乌城。当天下午，毛泽东不顾满身征尘和长途跋涉的疲劳，在县委所在地“天主堂”接见了县委、县苏维埃政府主要干部，听取了县委书记古柏关于土地革命斗争情况的详细汇报和对寻乌所处地理位置的介绍。寻乌县城，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明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相差不远，都可以有一个大略的了解。于是，毛泽东就以寻乌为调查点，在古柏的帮助和组织下，对寻乌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一天，正是县城逢圩（当街）的日子，古柏陪同毛泽东来到南门街。只见寻乌城里各种店铺鳞次栉比，各类商号琳琅满目，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加主肩挑小贩的叫卖声和沿街摊贩的吆喝声，令人感到分外热闹。古柏同毛泽东边走边细声交谈，并不时地介绍寻乌的“商业、手工业、农业、物产、土地、人口、文化、风俗、方言”等情况。由此，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他以这个便利机会，特别把“寻乌城”这个市场仔细观察了一番。在观察过程中，因古柏介绍又找到了能为毛泽东充分供给材料的人。首先是结识了郭友梅（时年59岁，杂货店主，曾任县商会长，本城人）和范大明（51岁，贫农，县苏职员，城区人）两位老人，并同他们交了朋友，这就更加激起了毛泽东同志作寻乌调查的兴味！在第一次会见郭友梅的杂货店里，毛泽东一坐上就亲切地同郭友梅拉起家常。古柏对毛泽东说：郭先生曾做过两任商会长，在寻乌城生活了四、五十年，他非常了解寻乌城的商业状况及它的过去和现在。毛泽东听了古柏的介绍，很为高兴，与古柏商定请郭友梅参加调查会。

连日来，古柏陪同毛泽东穿街走巷，深入商店、作坊、集市和田间，先后与店员、手工业工人、小贩、游民和农民促膝谈心，广泛地接触了工人、农民和社会各界人士，了解各行各业群众的生活和思想及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几天后，毛泽东又在他的住处马蹄岗找到了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了产的商会会长和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开了10多天的调查会。调查会的第一天，毛泽东除已认识的郭友梅、范大明两位老人外，其余均是初次会面。古柏一一向毛泽东作了介绍。毛泽东边听古柏介绍、边微笑着同他们握手，热情地请他们坐下。毛泽东说：从今天起，就请你们到这里开会，我是向各位调查、请教的。到会人见毛泽东如此谦逊，这样平易近人，原先紧张拘谨的情绪顿时烟消云散。随后，毛泽东打开一份调查提纲，谦和地说：我提一个问题，你们就回答一个，知道多少说多少，随便谈谈。毛泽东一个个地提出问题，从寻乌的行政区划问到邮路交通，从店铺商号老板姓名问到店员生活，从货物来源到商品销路，从商家本钱问到对国家的态度……每提一个问题，到会人总是认真反复地思考，有的自言自语地屈指默数，有的冥思苦索地竭力回忆，有的互相小声议论。经过短时间思考，大家把话匣子打开了，争先恐后地向毛泽东报告了自己所了解的情况，特别是郭友梅和范大明几个人，更是侃侃而谈。对于会上每个人的发言，毛泽东总是静静地听、认真地记，边听边点头微笑。听不明白的地方，就请古柏“翻译”；有疑义的，则让大家争论，会场上始终充满着活跃而又热烈的气氛。由于这次调查对象的选择范围比较广泛，各行各业和各个年龄层次（老、中、青）的人都有，加之毛泽东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的调查方法和采取登门访问、直接观察和调查会的方式，尤其是古柏的全力帮助和组织（包括介绍、翻译、核实及其本身所具的发言权等），不仅使毛泽东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寻乌县的地理交通、经济、政治、文化、客家民俗、娼妓、各阶级尤其是域镇商业和手工业的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和特点，更使得调查到的材料真实、具体、丰富、生动，得出的结论切合实际。这次调查的高效率，也是前所未有的。对此，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说：“这回到寻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先生、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象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详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56页）并对古柏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和由衷的钦佩，称其为：“在寻乌调查中，最有发言权的是古柏。在这方面，古柏是我的老师。”

在这次调查之后毛泽东于宁都小布圩对所调查到的大量丰富材料进行了分析整理，写了《寻乌调查》，并于1931年2月2日，写了后来被称之为“前言”或“序言”的整理后记。《寻乌调查》洋洋洒洒八万余字，三级构架。全书除卷首交代调查动机与调查过程之外，分设9章、39节。从调查的内容看，全面展示了寻乌一县的自然、社会之历史与现实的状况，尤其是寻乌城镇的商业、手工业以及县城内农村的旧有土地关系暨当时的土地斗争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和特点。它于主题之外，明显地客纳了大量的寻乌县农业、手工业、物产、土地、人口、文化、风俗、方言、民间文学以及各种经济、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具体内容，而且条分缕析，所有调查内容的记述都相当客观。因此，毛泽东称这是他当时作的一系列农村调查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毛泽东的这次调查，不仅具有实际意义，为当时的工农政府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等许多方面的政策提供了依据；而且具有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为后人研究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区的近代经济、政治，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具体的历史资料。

三、在寻乌调查的基础上，毛泽东酝酿已久的激情爆发，挥笔写下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文献《反对本本主义》（原名《调查工作》）。寻乌成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最早策源地

历史记载：1930年5月，当时的党中央正在上海召开“全国红军代表大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准备委员会”，即“苏准会”。当时立三左的路线统治中央，甚至已做出攻打大城市，打下长沙，以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是按照教条照搬苏联革命模式：宣布阿芙诺尔号巡洋舰起义，用舰炮攻下冬宫，夺取大城市，最后从城市出发解放农村。当时中央明令通知毛泽东出席苏准会。而毛泽东却来到大山深处的寻乌县，作艰苦的农村调查，寻思出立足农村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都是根据中国国情的独特创造与正确路线。

调查研究是了解中国情况的基本功，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途径。毛泽东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通过艰苦的调查研究，生下了一个“孩子”——毛泽东写出了《调查工作》一文。并及时发到部队和地方党组织，普遍地开展学习，在红军与地方党的工作人员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热潮。

可惜，因长年累月在赣南闽西艰难转战，毛泽东本人保存的这篇文章手稿和翻印的小册子不幸丢失了。对此，他比失去自己的孩子还难过。值得庆幸的是，27年后，闽西特委石印版的小册子，竟然有两本历经战火保存了下来。1957年2月间，上杭县东一区关山村有一位当年曾任乡苏政府主席的苏区老同志，名叫赖茂基，将其珍藏的一本石印《调查工作》献了出来。龙岩地委很快将它送到了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

1961年1月，中国革命博物馆将这本小册子送到了毛泽东手中。捧着失而复得的这篇珍贵文章，毛泽东欣喜万分，连说：找到了，我失去多年的“孩子”找到了！无独有偶。大文豪高尔基与他的孩子们有过一张合影。他在这心爱的照片上题字“高尔基与他的作品”。一个把孩子比作品，一个把作品比孩子。

毛泽东的《调查工作》更名为《反对本本主义》，发行单行本并收进了“毛选”。这是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思想的核心和精华，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贡献，这在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上也是具有首创意义的。中共中央于1961年3月在《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中，对《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作过高度的评价，指出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由此，我们可以说，《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系统论述调查研究问题最早的一篇专著，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他最早的一篇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哲学著作。它集中了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核心和精华，标志着他的调查研究理论的形成，并且反映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雏形，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因此，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中国革命斗争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科学论断。毛泽东创造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从此而始。

在这里回答前面的问题。毛泽东为什么能在寻乌搞出这么好的调查。因寻乌是客家区，客家人像古柏一样，具有开拓进取，善于学习，善于纳新，特别有革新与创造精神。客家人迁徙流动带有开放性的生产、生活的历史实践，逐步形成了心胸开阔，穷通达变，不满现状，冒险犯难，敢于拼搏，自强不息，聪慧豁达，百折不挠的品格。他们在一个地方客居起，就善于向当地的土著人学习，很快适应，营造生存的新环境；善于把外地学习的新事物与当地条件相结合，创造出一个新东西。比如，客家人在北方有包饺子的食俗，到了南方没有面粉，就用豆腐中间塞肉馅，创造出客家的传统菜酿豆腐。客家人具有永不枯竭的生命活力和愈挫愈奋的创业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使客家人在中国近、现代每个阶段的革命中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成为一支强大的动力。在中国现代史上杰出的客家代表人物——朱毛红军的领袖毛泽东，更以其非凡的胆略和睿智以及开拓进取，顽强探索，实是求是，善于学习，富于首创的精神，在半个多世纪中，巧妙地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我党和我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功绩，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按照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制订了一套适应中国情况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光辉著作。这堪称是客家人开拓进取，善于学习，富于创新之典范。

处于历史大变动年代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许多陌生而繁杂的问题，马克思经典主义者把革命活动的重点放在城市，然而，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反动统治者不可能控制全国极为广大的农村，在这种情况下，党只能把革命活动的重点首先转到农村去。可是，党不可能在领导革命的初期就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作出准确的选择。对中国革命的具体规律，只能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经过多次的反复摸索和检验，才能认识清楚。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的深刻教训，使毛泽东断然主张放弃进攻长沙，将起义军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毛泽东毅然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地区，并与朱德、陈毅率领的一部分南昌起义部队会师，组成红四军，共同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经过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建立革命武装，深入土地革命，加强政权建设等方面的实践，尤其是实行土地制度改革后，在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出现了一场农村社会大变动，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毛泽东进一步确立把党的工作长期放在农村，在农村长期积蓄力量，待到条件成熟时再去夺取全国胜利的思想。在极端复杂的革命环境中，毛泽东善于冷静观察和深入思考，坚持在实践中顽强探索，适时地对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系统的总结，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从1928年开始，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著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思想，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思路。

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斗争，从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开辟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乃至新中国的诞生，在那漫长而又艰难的革命岁月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社会的复杂环境中，严格遵循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坚持在实践中顽强探索，善于向群众学习，从而在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危险的紧要关头以及经历了严重的挫折后表现出可贵的革命首创精神，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同时，也为客家人的开拓进取，善于学习，勇于革新与创造精神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本本主义的做法，却引起了当时党中央“左”倾领导的极为不满和一味指责，并在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上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严厉打击和错误批判。1932年10月初，毛泽东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宁都会议”上再次受到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一些人的批判，并于同年10月12日由中革军委正式免去其所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从而被迫离开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左”倾机会主义者对毛泽东的打击，也因此牵连了古柏等同志。1933年初，随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入苏区，苏区的政治局势也日益恶化。2月，中共苏区中央局为了推行“左”的政策，反对以毛泽东代表的正确主张，在福建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又批判了所谓江西的“罗明路线”，无情打击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他们无理地给上述四人扣上“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制造者”和“反党的派别与小组织的领袖”的帽子，说邓、毛、谢、古是“反党集团”。邓、毛、谢、古之所以遭受批判，是因为他们坚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反对夺取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认为应该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以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他们还主张粉碎敌人的“围剿”，应“坚壁清野”、“诱敌深入”，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者把红军拉到白区去硬拼的作战方法。同时，不同意“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的“武装一切工农群众”和不顾民力而大量发行公债等错误作法。在土地问题上，邓、毛、谢、古又坚决执行泽东关于按人口平均分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政策，反对王明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路线。正因如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于1933年4月16日至22日策划召开了“江西党的全省三个月的工作总结会议”，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毛、谢、古四位同志两次申明的决议》，大规模的围攻邓、毛、谢、古四位同志，勒令他们“立即解散”所谓“根据罗明路线而组成的宗派和小组织”，威胁要“立即开除出党……”面对“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古柏毫不动摇，他写了整整15张的第二次声明书，义正严词，以予回击，在会场上同“左”倾机会主义者进行了公开的辩论。他和邓、毛、谢一样，以共产党人坚定的原则立场和光明磊落的态度，陈述了自己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

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下，古柏同志始终坚持真理、百折不挠！在工作中依然保持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结合实际，在自己所负责的范围内，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为党、为革命和人民工作着、战斗着，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员坚强的党性和对党的无限忠诚。

1935年2月，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军区和赣南省的机关、部队被敌围困于仁风山，形势异常紧张。为此，留守在中央苏区坚持领导游击战争的古柏率领部队转战在于都、安远、寻乌一线，与敌人进行着顽强而又英勇的斗争。同年3月6日，在率部向东江至龙川鸳鸯坑的途中，因叛徒出卖而受敌包围袭击，于突围激战中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29岁。

1937年秋，噩耗传到延安，毛泽东为失去了一位诚挚热情、少年英俊、奋发有为的战友而深感痛惜！心情久久难以平静，脑海里激起了一层层回思的波澜：菖蒲会见、马蹄岗灯火、寻乌调查、闽赣硝烟、瑞金风雷、于都分别……一件件往事犹如一幕幕历史剧重现于眼前。于是毛泽东在给烈士家属的复信中深情题词：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甚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上，亲自为在江西中央苏区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打击迫害的邓、毛、谢、古四位同志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984年7月4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为“古柏烈士纪念碑”题字：古柏烈士，永垂不朽！

记住古柏，记住客家人的独特创造。

客家人对毛泽东的思想路线与革命策略理解深刻，且执行坚决。其代表人物是罗明，这位客家人是福建省委书记。他成了毛泽东的替罪羊。左倾路线推行者，把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说成是“罗明路线”。挨批判，遭撤职。另外还有四位了不起飞的客家汉子：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和古柏。他们因坚持毛泽东的路线。被打成“江西的罗明路线”被左倾划定为“邓毛谢古”宗派小集团。全部遭到“残酷斗争，无情地打击”。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毛泽覃、古柏英勇牺牲，谢唯俊在快到陕北前作战负伤而身亡。邓小平曾在任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时，因所谓的“寻乌事件”连遭厄运。唯有这个打不倒的小个子，百折不挠，继续毛泽东的独特创造，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就凭这一条独特创造，毛泽东让中国人站起来了。邓小平让中国人富起来了。

江泽民同志为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六十周年时，作了一个深刻题词：“发扬江西革命老区的光荣传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列主义中国化产物，是江西的革命传统，是客家几代人的创造。

记住古柏，客家人的骄傲；记住寻乌，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早期策源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