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15日，寻乌县文联举行“寻乌作家协会走进万安书院”文学活动，邀请作家李伯勇进行文学讲座。上午由李伯勇主讲，下午互动，由李伯勇回答文学创作上的问题。 李伯勇讲课以“乡土文学与我们的写作”为题，内容分为：一“开头的话”，介绍县文联主席刘志的安排和讲稿的形成；二乡土小说创作的态势（小说体现了文学的高度）；三现实主义精神是小说的永恒旋律（寻乌几篇小说的分析）；三乡土小说面临新的赋形（我是怎样写长篇小说《恍惚远行》的）；四赣南文化散文的新视角（以刘志散文《幽远的诵读》为例）；五“结束语”。讲稿一万五千字。 李伯勇还认为寻乌办的两份文学杂志《寻源》《客风》, 《寻源》偏重寻乌的大文化，每期有专题，《客风》偏重纯文学，都办得大气，体现了文化追求，富有文化品位。 讲课视野开阔，分析深刻、到位，得到与会者的认同。 现选登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内容，与寻乌的作家和读者共享。
开头的话 今天这个小说讲座在寻乌举办，说明寻乌文联的同仁意识到了真切推动文学发展的问题，而且得到了县里领导的重视。从我的接触，刘志是有文化追求的，几年前他约我谈过硬笔书法的学术问题，我还知道他努力试办过一个文化刊物。这样的小说讲座也表明我们寻乌希望有真正的乡土作家脱颖而出。近日他又传来他写的有着一定质量的文化散文《幽远的诵读》,表明他关注文学势态,认真进行创作。 经过三次形成了今天我这个讲稿。第一次，8月刘志的电话说，这次文学培训是“研究生班”，表明与会的文友们有一定的创作经验，更有一定的创作追求。所谓创作经验，就是懂得小说是刻划人物塑造人物的，从人物的性格命运体现作者所要表达的主题，也表明作者的思想艺术功底。今天“工匠精神”又成了流行语，人们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要成为行家里手，这就需要专注，坚持不懈的努力，热爱工作，胜任工作，以创造性的工作实现人生价值，赢得尊严，我们搞文学的最需要、最能体现的就是工匠精神，当然对真正的文学，仅有写作技术上的精湛是不够的，还需要在作品中体现批判精神，体现自己体验过的思想，也就是在我们的作品中能体现对时代和社会的深入思考,体现思想境界，富有思想品位。我以多年对文学现状的观察和自己的创作经历，写出了第一稿。 第二次，9月18日刘志又传来寻乌作者的5篇小说作品，让我对寻乌作者的写作有更直观的印象，于是讲稿中增加了对这5篇小说作品的分析。 第三次，9月26日刘志又传来了他的文化散文《幽远的诵读》，让我对寻乌的文化底蕴有比较确切的感知,也对刘志的写作水平有进一步的了解。应该说，刘志这篇作品属于大散文，立意幽远而深刻，角度独特，也许他还没有意识到，《幽远的诵读》所涉及的赣南书院、禅院的精神文化现象，是地方志所粗略的，我们后人只知道某地某山有个书院，书院就是传诵孔子学说，也就是儒教，只是从文义上去建立“富有文化底蕴”这一理念，其实是很空洞的，而刘志这篇文章把书院历史化具体化了，而且把当下热门的禅院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一般讲来，地方上的书院，书生和老师总会触及时政，也就是现实问题，而禅院较超脱，讲究出世和对人世的感悟。不过这篇文章提炼不够，层次不怎么清晰，是完全可以写得更好的。于是我讲稿中又增加了对这篇文章的分析。而且我认为，这样的分析和交流不仅仅对刘志，而是对文化散文写作者的一个有力的启示。 为了使大家扩大精神视野，明确自己的创作方向，提升自己的创作品位，刷新自己的也是寻乌的文学创作，今天我想从文学态势、文学理论和我自己的乡土小说创作实践来谈，同时结合我们寻乌作者的创作进行交流，有利于大家听得懂，能领会，形成文学氛转，激励文学创作。
乡土小说创作的态势 小说体现了文学的高度
沈从文（1902—1988）写于一九八六年的《自我评述》说：一九二三年毅然离开湘西，只身来到完全陌生的北京……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对我自己作品，我比较喜爱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因此我被称为乡土作家。 由于中国历经漫长的农耕时代，农业文明成了中国人的情感基因，当20世纪初自文艺复兴时代关注人的性格命运的世界文学传到中国，中国作家的文学起步就是写乡土，比如鲁迅，他为数不多的中短篇小说几乎都与乡土背景有关，有的直接写了乡间的人和事，比如《故乡》《祝福》《狂人日记》《阿Q正传》，茅盾也是，他的《春蚕》《林家铺子》《子夜》等作品都有浙江乡村的影子，上面提到了沈从文更是深情地刻划了湘西，他的不朽作品《边城》就刻划了湘西的灵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的李六如的《死水微澜》写的就是四川袍哥——四川乡土的变迁，1950年代以来，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赵树理的《三里湾》，以及我们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有影响的作品仍是乡土作品，如古华的《芙蓉镇》、张炜的《古船》、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浮躁》《秦腔》等作品。 小说是文学高度体现现的重要指标（各种文学奖项中小说奖是最多的，诺贝尔、布克、海明威奖、茅盾文学奖），文学刊物中小说占有重要位置，因为只有小说这种艺术样式更可以鲜活地容纳和表达人物——民族心灵。长篇小说是文学的重武器。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我们国家评了9届茅盾文学奖（每四年一届），评的都是长篇小说，仍是以乡土小说作主打作品，这说明了，中国作家中写乡土的很普遍，提供了数量质量可一比的作品基数，也说明书了读者喜欢读乡土小说。所以可以说，乡土小说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度。 从作家熟悉什么生活就会创作什么样的作品这个角度，也可得出中国作家相对来说对乡村较熟悉，而对城市较陌生。 但是我们剔除城乡分割这一人为因素，从人类精神的起源，我们发现，乡土同样涵养着人类精神，以这样的认知重新考察我们乡土，我们又可得出环境保护的新启示。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如今读书的人少了，读文学读小说的人少了，这里有个生活节奏加快的因素，更有互联网——网上阅读的冲击的因素，当然我们的阅读环境不理想，社会没形成浓厚的读书风气也是个重要因素。我的看法是，手机阅读网上阅读只是轻阅读，不是真正的阅读，纸媒阅读才是真正的阅读，才能开拓思维、塑正人文情感。我们进行小说和文学创作的人，离不开纸质阅读，看别人的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评论和文艺理论），而且写作也是以笔为基础的，写创意构思，人物性格，不可能一下子就电脑写作。我在十几年前就学会了电脑打字，但是写长篇小说我还是用笔，用稿纸，我体会是有手感，能随时翻看，对所写生活和人物有种纵深感。 近年我读一些县（包括赣州文联的《今朝》）的文艺杂志，也发现多是生活散文、情感散文——把一点点人生或生活的小感触铺衍成文，这是难度不大的散文，而小说较弱。有县里的文艺刊物每期竟没有小说，这说明小说写作有难度，作者都回避，也表明编辑没去组织，今天我们寻乌文联办这样的研讨会，就表明一，作为组织者，已经意识到了抓小说写作的必要性，二作为小说作者，我们县仍有一些人在坚持小说写作，这应该是寻乌文学的亮色。 还有个比较宏观的话题，是我的感觉，就是近几年对赛珍珠《大地》的重新评价（比如现在在文艺报的评论家李云雷这几年就发表过多篇重评赛珍珠的文章），还有就是80年代以来对沈从文的重新评价。赛珍珠是美国人，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把中国视为第二故乡，她以20世纪20年代中国农民生活为素材，近距离写了中国农民的生活，她把地主也当作农民看待，看作农民的精英，1933年获诺贝尔奖。这透露什么精神信息呢？就是说我们要在整体上认识乡村，这就等于说，这些年包括一些当红的乡土小说如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赵树理的《三里湾》，其实对农村是肢解的，忽视或无视整体性的乡土传统，而《白鹿原》则是朝着整体性乡土文化进行了新的努力，而且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官方的认可也不是一步到位的，当《白鹿原》一出来，有极左派评论家写文章否定，后来经老评论家陈涌出面，说《白鹿原》没有政治问题（正面写了农村地主，写了大革命时代家人拈阄参加革命，写了你扳我我扳你那种翻“鏊子”的折腾），官方于是改变了态度，让它得了茅盾文学奖（陈忠实在一篇文章里写了这一过程）。 所以，我们搞乡土文学的，应该建立对整体性中国乡土的认知，换言之，我们许多作者，即使你生活在基层，与乡土打交道，也不见得对农村有整体性的把握，因为一从我们的教科书里，对中国乡村的介绍是片面的，是意识形态化的，总是突出什么而遮蔽了什么，我们就知道中国农村充满着地主与农民的阶级斗争，而现实不是这样的；二我们看的乡土小说也包含这种倾向或叫偏见；三从生活实际出发，我们在生活中总是接触生活的某一个方面，而没有思索今天农村的一切——变好或变坏的一切，其实都是有缘由的，是历史和现实的合力，对人心起了作用，乡村才是今天这个样子而不是别的样子。这方面，我们有志于乡土写作的作者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写的作品才地道才厚重。即使是现实主义批判小说，作者也应该建立乡村整体性了解。赵树理对乡村是有整体性了解的，他的思想矛盾表现在他是共产党员要为党写作，所以对乡土进行掂量，因为他始终保持着农民的良知，他的笔下总会流露农民农村的整体性面貌，流露他对农民命运的同情，他也就屡次受到政治运动的批判。现在看来，赵树理是对的。
乡土小说面临新的赋形 我是怎样写长篇小说《恍惚远行》的 对寻乌上面几个短篇小说的分析，实际上就包含着小说赋形问题。也就是你以怎样的形式进行表达？同样的素材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但只有一种能让你尽情尽心尽兴地表达，你在掂量这一素材时就是在寻找一种合适的表达形式了。 当然，小说有什么样的形态，是受时代精神影响的，比如中国古代，用章回小说加诗词，其间贯穿着中国的哲学意识，如《三国演义》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红楼梦》的“好了歌”，荣华富贵一场空，坠如空门；又如1950年代贯穿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暴风骤雨》《创业史》《三里湾》《艳阳天》，都强调阶级斗争，农村实际生活中真有那么多阶级斗争吗？肯定不是，但作者必须贯彻党的意志，否则就受批判，出版不了，出版了也要被批判，上述作品的几个作家都受到了批判，因为作品中按照生活写了温情。 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有新的赋形，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就正面写了传统文化及其覆灭，写了一个叫白嘉轩的地主，写了白鹿原这个地方红白势力的拉锯——折腾。“作家应该怎样写”的指令没有了，作家在小说赋形上较能体现自己的思考和个性。应该说，上面的所分析的寻乌几个小说在“赋形”上并不理想。 我写的就是赣南乡土，出版的6部长篇小说反映了赣南的百年进程。为了让大家更能理解，我打算把自己怎样写长篇小说《恍惚远行》的跟大家分享。
（一）《恍惚远行》成就
我的长篇小说《恍惚远行》是在2005年1月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因入选200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入选5部长篇是杨志军的《藏獒》、刘醒龙的《圣天门口》、贾平凹的《秦腔》、毕飞宇的《平原》、李伯勇的《恍惚远行》），2006年再版。这是我出版的第三部长篇小说。（《轮回》写于1994年1月，获奖1996年，出版1998年；《寂寞欢爱》写于2000年8月，2002年出版。）一部又一部长篇出版极大地激励了我，我在2002年11月3日——2003年3月11日罕见的冬寒于上犹县农村信用合作社1501室一次性写出了30多万字的《恍惚远行》。
（二） 《恍惚远行》写作之前
我凭着创作***投入长篇小说的写作，由于长期生活在县城，与外面接触有限，不知道能不能出版，什么时候出版，可我知道自己生活阅历、文学准备和精神修炼已经到了一定程度，而且年龄将近50岁，时不待我，此时不搏待何时？写出第一稿就是胜利。从1995年开始我每三年写一部长篇小说。1997年写的《旷野黄花》直到2010年才出版，1991年写的长篇知青小说《抵达昨日之河》2014年才出版。 除了我已具备的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在每写一部特定的长篇小说，我还要“田野作业”，就是重新深入到乡村，山岭，体验并弄清与写作内容相关的生活细节，历史变迁和生活变迁。 为什么我不厌其烦地认真做“田野作业”？这是我的思想追求决定的。如果按现成的主旋律主题（如脱贫致富、城市化、中华振兴等），我不用下乡，根据“政治正确”做合理想象，完全可以不在乎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现实中有些作家就是这么做的，但我是有思想追求的，想在长篇小说中体现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发现和思索，而且这种思想不是从我这个作者强行加入的，而是从作品中人物性格命运和生活场景自然流露出来的，也可以说，从作品中人物性格命运和生活场景自然流露出我想要的、符合我意图的“思想”，所以呈现真实的乡村生活，真实的人物性格和情感才有坚实的基础，而这些又是被大家所忽视，或不愿去涉及的（比如传统的砍竹做纸一系列细节），拿我准备写的《恍惚远行》来说，主人公程维森坐过共产党班房，按照一般人的眼光，这样的人不会有“闪光点”的，你赞扬他会不会被人指责为坏人翻案？所以，必须下乡，近距离接触人和生活场景，我就发现，现实中的程维森没有怨天尤人，对人倾诉自己的遭遇，而是又找到自己的生活位置，坚韧而默默地崛起，成为一个为乡民所敬重的大写的人。 我最先计划写的是一个新婚的农村青年杀妻的案件，这个案件我是在县检察院知道的。我为检察院写过文章，平时会到那里坐坐，看看简报听听信息。检察院一个农村青年杀新婚的妻子的简报后，我很震惊。我在县检察院《每月简报》看到一则的案件，我受到了很大震动，习惯地去想，他为什么要杀妻？是因为贫困吗？经初步了解，青年姓郭，是家中独子，父亲做篾，属于小康之家。那个地方叫石坑村，与我的下放地相邻，我认识其父。我必须到实地察看和了解。又了解更深的一幕：小郭阳萎，耽心妻子离婚。我去石坑村时，村民正在签字保小郭，说明他一家在村里人缘好，其父母是善良本份的人，认为是小郭突发精神病。我还了解到郭师傅的现妻不是结发妻子，而结发妻子就在本村，他现在的妻子一心要儿子传后而给儿子莫大的精神压力。 我又去看守所同小郭交谈，他头脑清晰，神态平静，口才好，他说他读初中时辍学，原因是他喜欢的体育老师跳槽去了广东。父母怕他在班房冻着，还送来一床厚棉被。 我第二次去石坑村郭家，老郭师傅递给我他儿子在监狱中写的一封信，信上说对不起父亲母亲，但没说对不起死去死去的妻子。（我把这封信全文用在我的这部长篇小说中，也表明主人公石羊没有精神病，而且文化素质不错。）当时考虑到这个青年可能有精神病，而精神病在当今农村是常见的，我想了解更多的乡村精神病者，我奔双溪乡主要是实地了解一个被乡干部打死的一个乡村精神病者，在这一过程中，我听说了这个乡有个大草岭，养了很多牛。我也就想去看看。 就是说，我主要是凭着生活兴趣，比如对大草岭养牛羊的兴趣，到实地察看，还住在农家。如果不是下乡，而且住在乡下，我就不可能发现程维森，而且成为我这部小说的主人公。 在我开始接触上犹大草岭时，跟我计划中的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内容毫不相关。2002年10月末我把自己在双溪乡大草岭生活了几天的见闻写成了一篇散文《草岭秋色》，把这几天的生活热度和田野观察写下来了。这实际上也是生活和思想提炼的过程。在《草岭秋色》，我描写了草岭的壮观和牛羊景象，以及放牛人的居住和生活。我住在一个叫程远监农民的家里，白天又跟着他们上山去草岭，看见了他俩夫妇临晚冒雨从山上归来的一幕，还得知老人曾“乱砍滥伐”蹲过班房，现在又安心放牛羊。文章结束，我把焦点放在老人身上—— 秋阳下，我凝视草岭，忽然想到：程远监，真是个天造地就充满预兆历史意味的名字！远离监狱而致成功，也就是远离苦难，远离争斗报复的人窝，不怨也不诉，勤勉而安详地投入属另一天地的大自然——草岭，迈向了人生的大完满大成功。如今，草岭以鲜活的魅力进入人的视野。正是老人和草岭的交响突显出草岭最动人的秋色。 也就是说，这个人物进入了我内心，他是草岭的精灵，他即将进入要写的长篇注小说的主人公，而我当时尚未有这种明确的想法，想明确写的还是以这个杀妻案件为中心的长篇小说。 “乡愁”是这个长篇小说的核心意象，在凝聚过程中，石羊成了我书中一个重要主人公，我觉得还差“火候”。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个程姓老人将会成为我长篇小说重要的主人公，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取《恍惚远行》这个篇名。程维森和石羊都是悲剧人物，他们的悲剧命运正好衬托了我所要表现的乡愁。我涉及了乡愁这一主题，这就是我的思想追求。 当这个题目一出现，我觉得与自己想要表达的相当契合，不但是石羊和他的父母处在一种生活转型的恍惚状态，而且乡土也处在一种恍惚状态，石羊（乡村青年）和乡土要走向何方？乡土如何重建？这是巨大的乡愁。作品中由小村庄背景转到与小乡村相连的大草岭，是放大的乡土意象，表明大乡土中依然有着我们的生活资源和精神资源，充满生机和希望。
（三） 《恍惚远行》写作之中
我集中精力进行构思，写人物分析和场景分析，以及想要表达的主题分析。把这个案子同大草岭联系起来，写人物分析，把程维森和石羊串联起来，把现实中两件不相关的人和事揉在我的书中，写主要故事情节。一股创作冲动越来越强烈。我平时读的哲学和思想著作派上了用场。我发现，郭家老人和儿子都是精神不健全的问题，这正是时代带给我们农村的一个后果，就是精神之熵。我们农民是在精神欠缺的情势下进入改革开放的。这部小说的定位是：把关注点定在社会底层，定在逸出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人事上，把笔触对准当下乡土的人和事——当下的农村存在，关注生活中的弱势群体，关注世纪之交的乡愁。 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关注并感受着乡村的现实状况，如2001年写了《重返下放地》（刊于上海文学2002年第五期）就认为：善良弱势的家庭，没有受大冲击大折磨大炼狱，反面千真万确在精神上处于不为人知的孤单无援的悲凉状态，这是几十年政治运动吞噬精神和心灵的必然后果。当时代转折生活转折，精神创伤——社会负面影响并不会自然而然消失，长期的精神苍白心灵脆弱使这种孤立无援更深巨更内在了。这是个人化的心灵拯救——精神拯救——自我拯救的时代课题。2002年5月写的《底层的热力》（刊于上海文学2003年第三期）指出：那种植根于血亲的乡土内在精神正挺到极限，恰恰又说明它正在震裂之中。精神之熵的后果由乡土承受。但我又认为，乡土依然是中国也是人类的人性之源与精神之源。 这样我在《恍惚远行》里刻划了受过磨难在大草岭重生的凌维森等正面形象。 在艺术形式上，《恍惚无行》做了创新的尝试。采用了主观（我，第一人称）和客观（第三人称）视角，采用了石羊死后的灵魂漫游的手法。这不是我有意为之，而是剪材和提炼的需要。原先我计划按农历24个季节写一年，后来觉得太拖沓，太长，于是采用一段二段写法，写了小满，大暑，处暑，霜降，小雪，冬至，雨水，谷雨等八段，也就是8章。每段都有“自家自己”（第一人称）和“别处别人”（第三人称）的两种文体，两种文体相映照，既凸现社会生活的严峻和繁复、人的复杂，又可凸现主人公石羊的封闭、主观、病变、片面、精神空虚、孤立无援，毁灭是必然的。这也是我学习世界文学的一个尝试。我读过大量的各种心理分析的书，研究过俄罗斯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法国现代作家莫洛亚克，我的文学创作偏重心理和精神分析。 其实我的长篇写作可分为前写作和正式写作两个阶段。采访归来，写人物分析，场景分析和主题分析，大致的艺术的形式，酝酿感情，这是“前写作”。 待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阶段，我就离开家里，一个人躲在农信社五楼，跨年度写作，没用空调，始终***饱满，我的语言是诗化的，一笔一笔，小说最后用腾格尔的《父亲和我》旋律和小海《父性之夜》的深沉诗句。这是“正式写作”。 开始写作时，我计划用农历24个节气做小标题，写了几天又发现太繁琐拖沓，于是浓缩成小满、大暑、处暑、小雪、冬至、雨水和谷雨等8个时间节点，实际上写了一年的气候变化。8段就是8章，每一章又分第三人称（别处别人）和第一人称（自家自己）两种口气，一个是客观的世界，一个是主观的世界，表明乡村一些精神不健全的人并不了解外面的世界和生活。
四 《恍惚远行》写作之后 小说写完，我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像我前几部长篇小说出版不顺，我有等待出版的精神准备，但我又要争取可能好的时机，于是我又跟北京的雷达联系，向他报告了这部长篇小说的情形。1996年我的长篇小说《轮回》获奖，雷达起了关键性作用，他在通读作品的基础上做了发言。是他要我把《轮回》寄往山西太原参加恒泰杯当代长篇小说征文大赛，初评20部时就被选上了（当年青年评论家阎晶明在山西作协，最先受理了我的《轮回》）正好山东文艺出版社请雷达担纲出版“青未了”长篇小说丛书，第一批选5部长篇，雷达为这套丛书做了总序，在总序中，他说，这批长篇小说，以实力派中青年作家为主体，尤其看重那些被时尚化舆论和造势化媒体所遮蔽、所忽视的一些勤奋而扎实的作家，那些把自己创作的根须深扎于中国本土生活血肉之中的作家，因而也就特别看重那些能够真实地、深刻地、丰富地表现中国社会现实及其精神本质的作品。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精神的真实而非表象的真实，精神的超越而非仅满足于题材时空表层的超越。 我之所以把雷达这段话加粗，也就是他这段语话足可成为今天我们从事乡土写作的、有志有为作家的一个思想参照。所谓“题材时空表层”，就是指，一个作家写了城市现代生活，或写了现代化进入了农村，这只是“题材时空表层”，而是要超越，抵达中国社会现实及其精神本质。这样的“本质”不是从报纸上社论中照搬的，而是要作者自己仔细观察和内心体验，与所表现的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 雷达要我把打印稿寄去山东文艺出版社。2003年我还不熟悉电脑打字，请人打出。书出版了就好，我又碰上了好运。至于《恍惚远行》2005年1月出版，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响，我无从知道，也无法预测。直到2005年底，在一次电话中，雷达告诉我，《恍惚远行》反响不错，有可能进入年度排行榜，但要最后经评委投票。当时我对中国小说学会的年度排行榜没什么印象，认为于己无关，对我是奢望。没想到2006年初中国小说排行榜揭晓，《恍惚远行》榜上有名，这在江西是破天荒的。接着就是出版社的再版。 我就是这样一步步从山乡走向文学大世界的。
昨天晚上到寻乌，又接触了寻乌的大型文化季刊《寻源》和《客风》文学杂志，办得大气，体现了文化追求，富有文化品位。如专题《寻乌农业发展史话》，就富有“寻源”音响，多几个专题，就能立体地有深度地体现我们寻乌的文化形象，给寻乌今天的发展提供思想资源和历史资源。偏重文学性的《客风》上的《于云深处听钟声》和《剑溪与万安书院》等文章，让人感觉到寻乌的书院文化研究正逼近历史原点——这个原点既是寻乌的，也是赣南的。《剑溪与万安书院》说，至明朝万历三年，万安书院与禅院进行扩建……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从时代精神来说，明朝万历年间兴禅院肯定是主流文化行为，与书院并重，用美学家哲学家李泽厚在《美的历程》的话说就是，“禅宗教义与中国传统的老庄哲学对自然态度有相近之处，它们都采取了一种准泛神论的亲近立场，要求自身与自然合为一体，希望从自然中吮吸灵感或了悟，来摆脱人事的羁縻，获取心灵的解放。”二到了清朝，把书院省略而突出禅院，也可能是地方知识分子回避现实的结果，当然清廷乐见汉族知识分子回避现实。这些都需要在史料的基础上加以辨识。 总之，《幽远的诵读》以万安书院的前尘今况为实景，它的初始和兴盛，以及衰败，都写到了，它其实有着巨大的历史文化内涵，刘志这篇文章触及了这种文化脉象，写出了它，能提升寻乌书院的品位，也开启了重新认识赣南书院的，也就是发掘赣南传统文化的新路子。以我的赣南田野作业和文学创作，赣南文化的丰富远未得到开发，这需要我们作家扑下身心，去发掘去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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