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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关于《金锁记》

  • めsm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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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表于:2009/5/28 22:06:24
  • 来自: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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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小传:


     张爱玲(1921-1995),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总要的女作家,曾用笔名梁京。原籍河北丰润,出生于上海。张爱玲是李鸿章的曾外孙女。幼年父母离异,给她心灵上投下阴影,父亲脾气极坏,于是她逃出父亲的家去母亲那里,可母亲不久就又去了英国。


    张爱玲1937年毕业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她本来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赶上了太平洋战争,只得在1939年读香港大学。毕业时,香港沦陷,只得在1942年回到上海来。1943年以小说《沉香屑》成名后,随后接连发表《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代表作,轰动上海滩,红透半边天。1950年7月出席上海第一届文代会。由于她和汉奸文人胡兰成的恋情和作品内容风格距离工农大众太远,使她备受压抑,于是1952年赴香港。


    1955年移居美国,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中文研究中心从事翻译和小说考证。1967年曾去英国剑桥雷德克里女校任驻校作家。她也曾和一位美国有名的评论家、作家过了几年平静的家居生活。丈夫先她而去,张开始了20多年的离群生活,并于1995年在洛杉矶凄凉地病逝于家中。


    张爱玲对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文坛,特别是对50年代后的港台文学有极大影响。80年代在大陆“出土”,一直受到高度评价,曾引发“张爱玲热”,对当代作家有重要影响。主要有作品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随后,又有中篇小说《小艾》、长篇小说《十八春》、《秧歌》、《赤地之恋》、《怨女》和评论集《红楼梦靨》,还曾将清代小说《海上花列传》由吴越方言翻译成现代百话。


 


情节扫描


    曹七巧出身小户人家,是麻油店主的女儿,因哥嫂攀高枝,把她嫁给了姜公馆残废的二爷。七巧在姜家很没地位,连下人也不把她放在眼里。她整日在家里面对有病的丈夫备受压抑,暗地里看上了三爷季泽,时常以语言挑逗,季泽虽常在花街柳巷走动,却不愿冒风险与七巧有染。


   多年过去,有病的二爷过世,公婆也相继过世,在分家的斗争中,虽然七巧打闹了一场,可还是按家族里的计划分了家产。七巧带儿子长白、女儿长安另租房子住下,与姜家很少有来往。


    几个月后,姜季泽突然上门,表达了对七巧的爱意,七巧动了心,隐藏在心中多年的爱情苏醒了。但待到季泽提出七巧卖田买他房时,七巧才警惕起来,怀疑季泽表白感情别有所图。当季泽提到想让她出钱时,七巧大怒,赶走了他。


   七巧警告女儿不可与男人有来往,并要她裹脚。因为儿子在外面鬼混,七巧便给他娶了房媳妇袁芝寿,成亲后,七巧对儿媳妇很刻薄,还逼儿子说出与她的私事,并在麻将桌上公布取笑,使芝寿无脸见人。为了把儿子留在身边,七巧把丫头娟儿送给长白作小,又哄他吸食鸦片,不久又劝女儿吸食。


     有人给长安介绍了男朋友童世舫,彼此生好感,二人订婚。自此长安像换了个人,也戒了烟。过了不久,男方来商量婚期,七巧以钱不凑手为由回绝,并把女儿骂了一通,说她是一厢情愿。此事在外面传的纷纷扬扬,双方也退了婚,可长安与世舫仍有较好的关系。风声传到七巧耳中,她假意请世舫吃饭,却说她女儿还在吸食鸦片,破坏了长安在世舫心中的形象。二人断绝了来往。


    七巧众叛亲离,儿子、女儿都恨她毁了自己的一生,七巧过世以后,长白。长安分了家,搬出去了。


 


历史背景与作家心态


    张爱玲出生显赫,是名门后裔,虽然她出世时整个家族已经败落,却也还保持着一种残存的贵族做派和自我意识。她的祖父事情清末大臣,祖母的父亲是李鸿章,母亲则是天津提督的女儿。清代衰亡以后,这个钟鸣鼎食之家昔日的繁华也成了一场梦。


   张爱玲最早的人生感受即是父母不和,父亲是一个纨绔子弟,一身恶习:挥霍无度,沾花惹草,还是一个醉生梦死的瘾君子。张爱玲的母亲也出身世家,却较早地接受了西方的思想观念,是思想较为解放的女性,追求个性自由,却未免过于看重个体的精神价值。张爱玲4岁时,母亲远走英伦,后来张家走向破碎,父亲再娶。这样的童年与人生也逐渐形成了比较悲观的看法就相当自然。中学毕业后,张爱玲不堪忍受父亲与继母的***,逃往母亲的家。


     她的母亲是一位在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上都彻底西化的人,她也想把女儿塑造成一个西洋淑女,而且对张爱玲对文学创作的兴趣和才华也不屑一顾,为此母女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此时,所谓父亲、母亲、传统的家庭之爱几乎全部坍塌,这种人生的悲剧意识和基本体认极大地影响了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包括对《金锁记》的书写表达。
    1983年,张爱玲考入伦敦大学,但由于欧洲战事,无法成行,只得改入香港大学。这一段时间是她脱离家庭的阴霾,重建人生自信的阶段,可是不久日军的战火燃烧到了香港,战争是如此切近,人的生命显得如此脆弱与不堪一击,死亡的阴影在每个人的头上徘徊。这对人生观正趋近于定型的青春期的张爱玲来说,是又一次打击。命运的不可测,人性的卑微,世界的荒诞,这些感受一起形成了一种虚无苍凉的人生观。张爱玲的小说写作就建立在她的经验世界和心态之上。
    张爱玲的写作生涯是从1934年的上海开始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本就是一个浮华的洋场社会,战争的阴云又给它增添了一种及时行乐的颓废气息。十里洋场,华洋杂处,传统与现代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杂糅在一起,显得光怪陆离。这里既有满口“洋泾帮”英语的买办,也有腰缠万贯的遗老遗少。洋场社会是殖民地社会中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结合的怪胎。正如张爱玲所说:“各种不合调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杂糅在了一起。”这里既弥漫着资产阶级新贵的金钱至上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又流荡着没落贵族的疯狂放纵。张爱玲这样描述人们当时的心理:“这时代的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人们只是感觉 日常的一切都有点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在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被抛弃了。”
    这就是张爱玲写作?《金锁记》时的上海,价值虚无。同时,战争与死神又近在咫尺。人性恶在战争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虽然她的小说主要以男欢女爱的都市场景为框架,但她却表达出了那个时代的内在精神:金钱崇拜、人性畸变、道德沦丧、价值虚无。
    《金锁记》这部现代文学史最卓越的名篇之一,正式产生于这种时空背景,它既打上了时代的印迹,也参杂了作家本人在个人身世背景上所形成的人生经验。造就她这个独特的创作个体的的独特的个人经历和她所生活的那个特殊的时代的特定环境是不可重复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张爱玲的文学表达式不可超越的,《金锁记》也是不可超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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