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历代长宁县志纂修情况简介_寻乌聚焦_寻乌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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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3/7/26 19:13:21
来自：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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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三年之前寻乌隶属安远县，万历四年在平定叶楷家族的多年叛乱之后，明廷划出安远县所属的黄乡、双桥、南桥、八付、腰古、项山、劳田、滋溪、石痕、石溪、寻邬、大墩、水源、三标、桂岭等十五个保，成立一个新的县，名长宁（此前已有四川长宁县和广东长宁县）。迄今已有430余年的历史，是赣南较晚成立的一个县。1914年因避四川和广东的长宁县，遂改称寻邬；1957年简写为寻乌。

一、万历邑志

公元1579年，即明万历七年乙卯春，知县黄源聘请吉水儒生罗应霖编修县志。“因求安远旧编，属之撰次”，“未阅月而编成”（见黄序）。“是故观风俗之美恶而化导转移之机，所当志也；验户口之登耗而劳来安集之惠，所当志也；察赋役之繁简而剂量均一之规，所当志也；稽土田之腴瘠而则壤成赋之政，所当志也；考人物之盛衰而条教课试之法，所当志也。他如审形势以示守御、通水利以备旱涝、稽星土以察灾祥、秩祀典以崇报功、明职守以叙勋烈，皆志之，所以为训也”（见黄序），“于时籍城中之风气及土地山川之宜、人物食货畜产之寔、城垣濠险官治儒宫昔无今有之故、厢隅当保联络相制沿革不一之状，属儒生吉水罗应霖笔而志之”（见鲁序），可见其内容包括风俗、户口、赋役、土田、物产、人物、形势、水利、城池、官署、星土、灾祥、祀典、职守等，“至于凡例，则立为二编，自建置以至古迹，皆因于地者，属之舆地；自职官以至艺文，皆成于人者，属之人物”（见黄序）。但“维时立县甫及三载，所纪者亦惟三载以内之事，其文义大抵草野，不谙典故。”（见井廞序）。有万历七年刻本，至于《寻乌县志》谓宁波天一阁、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处有藏本，则未辩其真伪。又，黄源，字及泉，海康（即今广东雷州市）人，选贡，万历六年至万历九年任长宁知县。

二、康熙邑志

公元1668年即清康熙七年，井廞任长宁知县，到任后因万历邑志“维时立县甫及三载，所纪者亦惟三载以内之事，其文义大抵草野，不谙典故。迄今百年，问邑中人物贡于何时、职官任于何年、官廨迁于何日，土人皆茫无记忆。失今不纂，后将何稽？”（见井序），于是“康熙九年，知县井廞重修”（见乾隆邑志《凡例》），井廞“随移关（于都、安远）二县之志，考其源流。旁及宁都、信丰、石城各志，以资博采，借观府志以为准绳”“以政事之暇，分条别类，随笔纪之。积久，草创成帙，一切俱不剿袭旧文。非敢好作，惧其典则弗彰，有司之耻。而缺略，原无可因也”（俱见井序），又因“但念海内令官，学识卓越百倍于余者，不知凡几，从不闻亲操管城以修邑志，因藏诸笥而不敢轻出以质诸世”（见井序），至康熙十二年，因“恭逢敕命各直省纂修通志之盛典”（见井序）才付诸刊刻。井廞修志所摹仿的对象是《赣州府志》，查赣州府在康熙五十年之前并未修志，但清顺治十六年（1660年），岭北道汤斌为保存地方文献，曾经重刊明天启年由谢诏篡修的《赣州府志》，则井廞参考的应当是这部府志。国家图书馆登记康熙邑志的信息云：“[康熙]長寧縣誌 [善本] :六卷/ (清)井廞修 (清)張問行纂年份：1662 ”，而九六版《寻乌县志.旧志目录》也认为张问行纂，皆误。康熙邑志系井廞自己纂修于康熙九年（1670），刊行于康熙十二年（1673），张问行只是参与了考辑工作，这在井廞及张问行的序文中说得很明白。又，井廞字素庵，文安（今河北文安县）人，顺治十一年甲午（1654）科举人（见清李卫《畿辅通志》），顺治十八年(1661年)辛丑科进士，康熙七年至十三年任长宁知县。

三、乾隆邑志

1、公元1742年即清乾隆七年壬戌岁，沈涛任长宁知县后，因“每奉上台采取邑志，见其文不足以观，漶灭残缺，辄为愧赧”（见沈序），于是“乃取其已修者总而观之，见其文不足以存，因为参考前志网罗旧闻，间辅以吴生之章修而未刻之志，重加葺订”，“书成，呈藩宪中州彭乐君先生，猥蒙许可，遂付开雕”（俱见沈序）。沈志曾经刊行的证据有二：一、沈涛序言中有“遂付开雕”之语；二、光绪三十三年邑志《凡例》言“沈志有三本之别，人多不能辨。一为沈公手订，一为署事戴公体仁所校刊。以文则沈刻为优，以事则戴较刻核。二刻近俱不行，近今通行之本，鄙倍已极，不知何人所改窜，乃私书也。”沈涛的序言写于“乾隆岁次戊辰杏月上浣”，即乾隆十三年二月上旬，而下任知县戴体仁是于“戊辰夏，余奉宪来署兹土”的，则沈涛邑志的刊行应当在乾隆十三年二月至六月之间，而彭家屏写于“乾隆十三年戊辰兰秋月”（即七月）的序言，则来不及收入。今其书已失传。又，沈涛，字洪吕，号次山，江阴人。乾隆二年丁巳恩科进士，乾隆七年至十三年任江西长宁知县。以亲老辞归，主讲暨阳书院。著有《江上遗闻》一卷，收入《江南见闻录》，并有《念山堂诗集》，今《江上诗钞》存有其诗作。

2、乾隆十三年夏，沈涛致仕。戴体仁自会昌接长宁任，因“下车之始，士民即以续修为请。彼其时百务匆忙，未暇留心学问，因以不文辞。迨桂秋，诸凡稍就，士民复固请焉，乃不获辞。用是于簿书钱谷之余，尽博览遐搜之力，举凡三君子之所成、省郡志之所载，无不广为采择，详加考订。务期允协人心、无伤公道。夫信今传后之编，惟中正者能司其柄；而节孝忠良之概，惟土著者能核其真。书成，进邑之缙绅衿士而商之：‘是有当乎否？’佥曰：‘有典有则，不易不烦，此真为吾邑征信矣，且为吾邑增光矣。’爰付之梓人”，艺文志所录萧淡《长宁县志序》言“迨黔阳戴老先生以名宿来宰是邑，士民请补修者再三，不得已俯允舆情，乃出其表亲伊人程先生，乡先生则有邱簬村，又有罗曹邱张诸子，朝夕揣摩。临文增惧，不敢自任，故凡纂辑删补，考核谨严，虚公广集。而明府戴公簿书之余详加裁定，复为润色于其间，不阅月而书成付梓矣。”因为萧淡说“不阅月而书成”，则戴体仁所作增删，工程应当不大，戴体仁的序言写于“乾隆戊辰一阳月”，即十一月，而当时虽然已经付梓，可能并未完工，第二年，戴体仁卸任，郭昞接任，才有郭昞写于“乾隆十四年己巳菊月”（即九月）的序文，并在书末增补了邝运元的《捐赡乡试路费田序》、李邦华的《钟天斗母像赞》、宋三依的《恭颂长宁圣宫》、袁若鸿的《登云盖岽》、何凤阙的《天香桂岭》、张鉴的《热水记》等六篇诗文。

临风按：乾隆十三年春，沈涛修成县志，时任江西布政使的彭家屏称赞“沈君凛然本史传之意，谨严笃实，不为浮夸之词，于古人立志之意，庶有合焉。”后人也认为“以文则沈刻为优，以事则戴较刻核”（见光绪三十三年邑志《凡例》），可见是没有什么大毛病的。然而面对油墨未干的新志，刚刚接任知县的戴体仁却硬要插上一手加以重修，指责沈涛“少存己见，未合舆情”，非得重修才“允协人心、无伤公道”，又说士民“请补修者再三”，这做法是极其罕见且不合情理的。沈涛自己也似乎预见到了什么，他在序文中说：“文章一道，四海公行，非一人之私见也。学无师传而妄逞其臆说，虽涂壁题笺尚不可，而况于纪载之大乎？”又说“长宁虽小邑，然而邑志之事，与史传同法。”显然是有所指。参考《名宦志》，邱上峰把刚到长宁尚未卸任的戴体仁列为名宦，而将素有文名、任内六年建树甚多的沈涛摒弃在外。邱上峰明知在任官员“应无立传之例”，却偏偏为之，而且说不出任何戴的善政，其实就是借扬戴而抑沈。沈涛在《杨公祠记》中明明说“丁卯岁，乃卜地于学宫之前，创立公祠……祠成，邑之士民请记于予，爰书以答之。”而邱上峰却在《杨公祠记》中却指鹿为马，说“乾隆戊辰，邑绅士耆艾环请于邑侯戴公”，将建祠的功劳归于戴体仁。对此，戴体仁在《杨公祠序》中却顾左右而言他，只字不涉及建祠的过程。种种迹象表明，戴体仁序中指责沈涛修志“少存己见，未合舆情”“不协人心、有伤公道”，于是“请补修者再三”的士民，显然就是邱上峰等人。然而历史是公正的，虽然邱上峰费尽心机，在《长宁县志纂修姓氏》写上沈涛、戴体仁、郭昞、邱上峰共同纂修，但150年后的光绪三十三年邑志《凡例》却认定“邑志创自前明万历，凡经二修，今惟沈志尚存。沈志有三本之别，人多不能辨。一为沈公手订，一为署事戴公体仁所校刊。以文则沈刻为优，以事则戴较刻核。二刻近俱不行，近今通行之本，鄙倍已极，不知何人所改窜，乃私书也。”没有人会将乾隆县志称作邱志或戴志郭志。光绪三十三年邑志新增沈涛为“名宦”，列举了他的种种善政，而戴体仁条内全是邱上峰所说的空话。这一公案，谁是君子谁是小人，显而易见。

3、“沈志有三本之别，人多不能辨。一为沈公手订，一为署事戴公体仁所校刊。以文则沈刻为优，以事则戴较刻核。二刻近俱不行，近今通行之本，鄙倍已极，不知何人所改窜，乃私书也。”光绪三十三年邑志《凡例》中的这句话，指的是当年寻乌民间的私刊本，记录的内容延续至乾隆三十一年，可视为沈涛志的增订本，台北故宫博物院有藏。

四、咸丰邑志

1、公元1854年即咸丰五年，知县苏霈芬因“邑自乾隆戊辰篆修至今百有余年，板帙无存”（见苏序），“有孝廉曾心泉出其手录县志四册，盖半经其生平补辑者，靖为倡修。”苏霈芬序文作于“咸丰五年孟冬中浣”（即十月中旬），曾撰的序文作于咸丰六年蒲月（即五月）。今有咸丰六年掇锦斋刻本，四卷。九六版《寻乌县志.旧志目录》言有咸丰五年刻本，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岁（公元1898年），钟材权在《续修县志跋》中认为：“咸丰五年乙卯，苏公泽珊复修，嗣以瓜代期临，未暇编检，其中卷页之颠倒，字句之舛讹，分门之缺漏，难以枚举。如官署之未载，桥渡之皆遗，则将焉用彼志哉！”另，据《滇南书画录》载：“苏霈芬，字泽珊，原名毓芬，云南晋宁人。道光五年（一八二五）拔贡，官知府（一说官分宜知县）。工书，善画兰，著有《瞻云阁诗集》。”其在县志序言末自谓“古滇苏霈芬”，与《滇南书画录》所载苏霈芬习惯相同，应当是同一人。又，入贡29年后仍在做官，实属少见。

2、何振作《江西旧方志存书书目订补》云，此志有咸丰十一年增补本，有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本。

五、光绪邑志

1、公元1876年即光绪二年，知县黄光祥因“缘省垣各上宪方修通志，属在郡县亦宜增修申送而不得辞其责也”（见黄光祥《长宁县志序》），“遂将苏志原板及沈君芸阁明府定稿，续辑而补其遗。”“因限期迅速，遂将苏志原板及沈芸阁明府定稿续辑而补其遗”（见刘丕诚《续修长宁县志跋》）“甫经匝月，其功告竣，稿本为沈君手编，而成其事者，同局诸君之力也”（见黄光祥序），今有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光绪二年刻本。但“尔时修志，旧本仍原存板帙，而新增者并未镂板，率属检字而成”（见善庆《重刻长宁县志序》）。沈镕经，号芸阁，浙江乌程人（一说湖州吴兴人），同治七年戊辰科（1868）二甲进士，同治八年十一月至同治十年五月间任长宁知县，同治十一年任贵溪知县，十二年调补上饶知县，历任湖北太平府知府、广东按察使，官终布政使。此人久宦东南，曾经一度为张之洞所倚重，《张文襄公选集》收有张之洞致沈芸阁的书信二函。黄志祥，号瑞廷，福建闽县人，同治四年（1865年）乙丑科进士，光绪元年四月至光绪三年八月任长宁知县。

2、公元1881年即光绪七年，知县善庆因光绪二年邑志“旧本仍原存板帙，而新增者并未镂板，率属检字而成，事后无板再印”“今岁冬，特嘱原辑廪生陈立超，将旧板之漶漫者与未曾镂板之新编，重行厘定”（见善庆《重刻长宁县志序》）并有所增补，属于沈镕经黄志祥版县志的增订本。今存光绪七年刻本，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善庆，号余生，祖籍吉林省长白县，实为镶黄旗江南驻防人，光绪四年三月，由由军功保举任长宁知县，同年卸任。

3、“吾邑志自光绪十五年续修”（钟材权《续修县志跋》），有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的光绪十六年递修本。光绪十五年，湖南浏阳县刘友浚、人浙江会稽人高隆谦、湖南攸县人尹自芬，先后担任长宁知县。

4、公元1898年即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岁，知县金福保因“邑志修成后，概为官绅购去，迄无存者”，由钟材权“乃捡查旧志，搜求刘穆士大史遗稿，互相考证，删其繁，补其略，附以继起，其间稍可损益，皆取则于刘大史遗稿，不敢妄赞一词，庶不负实事求是之意耳”（见钟材权《续修长宁县志跋》）有光绪二十五年刻本，十六卷。《寻乌县志.1985-2000评审稿》之《寻乌县地方志编撰纵述》言梅奇萼乃长宁知县，误。金福保，字小香，浙江人，光绪二十四年至光绪二十六年，以荫生补授长宁知县。

5、公元1901年即光绪二十七年，知县徐清来重刊县志，十六卷，末一卷。（《寻乌县志.1985-2000评审稿》之《寻乌县地方志编撰纵述》言梅奇萼乃长宁知县，误。徐清来，字穆如，浙江永嘉枫林人，光绪元年（1875）举人，曾任龙南知县，光绪二十七年八月至十二月代理长宁知县。

6、公元1907年即光绪三十三年，知县王衍曾、程祖蔚续修县志，十六卷，有光绪三十三年活字本。

如前所述，自建县至清末的三百余年间，长宁县志共五修，有十三种刻本。此外还有邑人吴之章、刘德熙、曾撰等修而未刊之志，为官修邑志所采用。其中又以乾隆沈涛志最为优良，为后世修志之范本。目前县内仅有乾隆十四年、光绪七年、光绪二十七年（即系号称光绪三十三年的版本）这三种版本。目前正在整理乾隆十四年和光绪二十七年这二部邑志，争取再版，以提高利用率，为本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历史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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