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名《历代长宁县志纂修情况简介》，初撰于2009年7月。去年秋曾稍加改动，选入《赣州地方志文集》。但错误很多，故根据新材料重新修改。——临风悒悒 2014年9月19日
建县之前，今寻乌各地分别属安远县之东水乡、西水乡和南水乡，唯有罗塘地区属会昌县之南厢
[1]。在清除黄乡叶氏集团多年的割据势力之后，万历四年，明廷划出安远县所属之黄乡、双桥、南桥、八付、腰古、项山、劳田、滋溪、石痕、石溪、寻邬、大墩、水源、三标、桂岭等十五保设立长宁县，迄今已有430余年的历史。1914年1月，民国政府内务部调整县名雷同之乱象，只保留四川长宁县，广东长宁县更名新丰县，江西长宁县改称寻邬县。1957年，经国务院批准简写为寻乌。由于民国时期未修志，所有的寻乌旧志都称作《长宁县志》。因罗塘地区在万历四年由会昌割补给安远县，设立雁门保，至1935年才划给寻乌县，故《长宁县志》不包含罗塘地区人事物。
笔者根据康熙十二年、乾隆十四年、咸丰十一年、光绪十六年、光绪三十三刊二十七年修、光绪三十三年等六种版本《长宁县志》所载内容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等书目著作，对历代长宁县志的纂修及版本存佚情况作一番梳理，就教于方家。
[万历]长宁县志（明）黄源修 罗应霖纂
明万历七年己卯（1579）刻本
今佚
明万历六年戊寅冬，黄源接替病危的沈文渊任长宁县知县，“职其所未职 即思志其所未志”
[2]，聘请吉水县儒生罗应霖编修县志，“因求安远旧编，属之撰次”
[3]。
根据黄源及曾同亨所撰序文，黄志包括风俗、户口、赋役、土田、物产、人物、形势、水利、城池、官署、星土、灾祥、祀典、职守等内容。“至于凡例，则立为二编，自建置以至古迹，皆因于地者，属之舆地；自职官以至艺文，皆成于人者，属之人物”
[4]这部志书“未阅月而编成”
[5]。故康熙十二年知县井廞认为：“维时立县甫及三载，所纪者亦惟三载以内之事，其文义大抵草野，不谙典故”
[6]。邑人张问行也说：“此志仅纪明万历三年至七年事止耳，荒略不全，不足以垂不朽”
[7]。可见黄源志匆匆编就，纪事既寡，体例亦不完备。
有万历七年己卯刻本，今存世状况不明。《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称美国国会图书馆有藏本
[8]，但朱世嘉所著之《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
[9]中却未见著录。《寻乌县志》
[10]所附《旧志目录》称宁波天一阁有藏本，查《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
[11]，均未见黄志。故何振作《江西旧方志存书书目订补》
[12]因黄志不存而未著录。
黄源，字及泉，海康（今广东雷州市）人，选贡，万历六年至万历九年任长宁知县。
罗应霖，吉水人，生平事迹不明。清光绪三年《吉水县志》未见载录。
[康熙]长宁县志六卷首一卷（清）井廞修纂
清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刻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刻本第五第六卷残页，另有不辨年代抄本一部
康熙九年庚戌，长宁知县井廞感于自万历七年黄源纂修县志“迄今百年，问邑中人物贡于何时、职官任于何年、官廨迁于何日，土人皆茫无记忆。失今不纂，后将何稽。”
[13]，于是“移关（于都、安远）二县之志考其源流，旁及宁都信丰石城各志以资博采，借观府志以为准绳……以政事之暇，分条别类，随笔纪之。积久，草创成帙。”
[14]至康熙十二年，因“恭逢敕命各直省纂修通志之盛典”
[15]才付诸刊刻。
笔者所见系井志之抄本，省略了卷首之绘图，分为天文舆地、营建、食货、职官、人物、艺文等六卷，设一级子目三十八条，全文共三万四千余字。在万历县志“立为二编”的基础上，康熙县志扩充为六卷，这种六卷本体例一直延续至光绪十六年，期间经过八九次续修与增订，始终沿袭不替。
井志在卷六设有大事记性质的《纪事》条目，这是一种高明的做法，可惜未被后世邑志所继承。井志在卷三《食货志》中详列本县收支项目并分析了“分田对支”所带来的困境，在其他各卷中记录有清初长宁县编户二里、四厢并为二厢、境内土著流寓参半等事项，这些重要史实却被后世志书所抛弃，但井志的价值因此而凸显。
然而一部志书竟然不足四万字，这是井志的致命弱点，故乾隆时期的彭家屏、沈涛都认为井志不文仅存大略。
另外，井志抄本不仅有许多的错别字，其卷四《职官志》之“名宦”条目全文遗漏，卷二《营建志》之寺庙的内容误植于《职官志》“县令”条目之中，有些地方因为错舛太多，乃至词不成意。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寻乌县志·旧志目录》以及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登记的康熙志书信息均作“张问行纂”，这不仅与井廞序言中的“以政事之暇，分条别类，随笔纪之”的记录相矛盾，也不符合张问行自己在《长宁县志后序》中所言井廞“随于案牍之余，手自裁订，藏之已久……余披览数过，搜辑精详，事词赡核，义例谨严，有合十数人之才力而弗克胜任者，而侯一人独为之”的说词，故将著者录为“井廞修纂”。
井廞字素庵，河北文安人，顺治十一年甲午科举人，顺治十八年辛丑科进士，康熙七年至十三年任长宁知县。
又，该志书已由寻乌县地方志办公室注完毕待梓。
[乾隆]长宁县志六卷首一卷（清）沈涛修纂
清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刻本
今佚
乾隆七年壬戌，沈涛任长宁知县，因“每奉上台采取邑志，见其文不足以观，漶灭残缺，辄为愧赧”
[16]，“因进邑之绅士而问之，佥曰：‘……余辈有志重修，非侯总其成不可。’余始以不文辞，绅士复固以请。余恐事将就中辍，乃取其已修者总而观之，见其文不足以存，因为参考前志，网罗旧闻，间辅以吴生之章修而未刻之志，重加葺订。缺者增之，丛者删之，俗者易之。书成，呈藩宪中州彭乐君先生，猥蒙许可，遂付开雕。”
[17]沈涛的序言写于“乾隆岁次戊辰杏月上浣”，即乾隆十三年二月上旬，而下任知县戴体仁是于“戊辰夏，余奉宪来署兹土”
[18]的，则沈涛志的刊行时间应当在乾隆十三年二月至六月之间，而彭家屏写于“乾隆十三年戊辰兰秋月”（七月）的序言，是来不及收入的。
咸丰六年《长宁县志》卷首《采访书目》将“三修邑令沈涛志”与“邑令戴体仁志” “邑令郭昞志”同列，光绪二十五年《长宁县志·凡例》言“以文则沈刻为优，以事则戴刻较核”，说明其时沈刻本犹存，今其书已佚。
沈涛在井廞所创立的六卷本的基础上，“分地、政、人、言为纲，中别条目。”从此，四纲六卷体例一直沿用至光绪十六年。
《江西方志通考》
[19]将沈戴二人的交接时间定为乾隆十四年，误。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将沈涛刻本与戴体仁增校本混为一谈，亦误。
《寻乌县志·旧志目录》谓北京图书馆藏有乾隆十三年沈涛刻本，误。
何振作的《江西旧方志存书书目订补》虽然认识到了沈涛刻本的存在，但主张“著者项当录为：(清)沈涛修，张鉴曹起达等纂”却是不妥的。虽然乾隆十四年重刻本《长宁县志》之《长宁县志纂修姓氏》将张鉴曹起达等人列为“分修”，但这只表明他们参加了戴体仁志的增订工作，而不能以此前推，要不然就不会“士民请补修者再三”
[20]了。沈涛在序言中虽然说“取其已修者总而观之”，并参考了吴之章志稿，但在纂修过程中是“沈公手订”
[21]的。同样的道理，将沈大中列为编纂人，也是缺乏依据。
沈涛字洪吕，号次山，江阴人。乾隆元年丙辰科进士，乾隆七年至十三年任江西长宁知县。以亲老辞归，主讲暨阳书院。著有《江上遗闻》一卷，收入《江南见闻录》。又有《念山堂诗集》，今《江上诗钞》存有其诗作。
[乾隆]长宁县志六卷首一卷（清）戴体仁修 程在湄、邱上峰、曹起达、邱世藻等纂
清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刻本
今佚
乾隆十三年夏，沈涛以亲老致仕，戴体仁自会昌代署长宁知县。因“下车之始，士民即以续修为请。彼其时百务匆忙，未暇留心学问，因以不文辞。迨桂秋，诸凡稍就，士民复固请焉，乃不获辞。”
[22]沈涛志油墨未干，江西布政使彭家屏称赞“沈君凛然本史传之意，谨严笃实，不为浮夸之词，于古人立志之意，庶有合焉。”
[23]光绪二十五年志书纂者也认为“以文则沈刻为优。”
[24]可见是一部不错的志书，为什么要重新修纂呢？训导萧淡的话让人摸不着头脑：“前任沈公以是为急急也，值致老之日，公务棼错，不无遗憾于欲速。”
[25]又说“士民请补修者再三，（戴体仁）不得已俯允舆情。”
[26]戴体仁则明确指出“沈君毅然起而修之，应亦进臻醇备，顾又以少存己见，未合舆情”，必须“广为采择，详加考订。务期允协人心、无伤公道。”
[27]对于这种指责，沈涛仿佛也预见到了，他在序文中强调：“文章一道，四海公行，非一人之私见也。学无师传而妄逞其臆说，虽涂壁题笺尚不可，而况于纪载之大乎？”又说“长宁虽小邑，然而邑志之事，与史传同法。”
[28]并不认为顺从舆情广为采择是必要的，而且隐隐还有文化的傲慢。
万历七年己卯修志，编纂人是吉水儒生罗应霖，邑人刘寿仁只不过担任校正。康熙十二年癸丑修志，编纂人是知县井廞自己，邑人张问行是考辑。校正与考辑，都无法左右志书内容的取舍。康熙十二年之前的长宁县，不但没有举人进士，连乡试副榜也没一个。然而到了乾隆十三年戊辰，长宁县已有谢学通、邝运元两位副榜，谢文佺、张璆、蓝文望、邝运元、曾应选、王世成六位举人，还有进士邱上峰。沈涛却仍然仿旧例自行修纂，被人指责为“少存己见，未合舆情”也就在所难免了。所以问题的本质不在于志书质量的好坏，而在于是否尊重地方势力。
戴体仁在前志刚刚刊行之际就进行所谓的考订重刊，表面是顺从民意，实际上是利用沈涛的成果为自己树碑立传，开创了一个很坏的例子。一年之后的郭昞便依样画葫芦，到后来光绪志书竟然有九种之多，戴体仁乃是始作俑者。
而那些“请补修者再三”的士民到底是谁呢？萧淡说：“迨黔阳戴老先生以名宿来宰是邑，士民请补修者再三，不得已俯允舆情。乃出其表亲伊人程先生，乡先生则有邱簬村，又有罗曹邱张诸子。”
[29]看来参与县志重修的邱上峰、曹起达、邱世藻、张鉴等人具有重大嫌疑。
在乾隆十四年重刻本《长宁县志·名宦》中，邱上峰明知现任官员“应无立传之例”
[30]，仍然将到任才几个月的戴体仁列为名宦，却又说不出他有什么具体的善政，而将素有文名、任内六年建树良多的沈涛摒弃在外。沈涛《杨公祠记》明明说“丁卯岁，乃卜地于学宫之前，创立公祠……祠成，邑之士民请记于予，爰书以答之。”
[31]邱上峰却言“乾隆戊辰，邑绅士耆艾环请于邑侯戴公”
[32]，将建祠的功劳归于戴体仁。如此明显地扬戴抑沈，显然是为了报答戴体仁给了他们重修县志的机会。而戴体仁自己在《杨公祠序》中则只字不涉及建祠的过程，默认了邱上峰他们的篡改行为。
戴体仁自言“戊辰夏，余奉宪来署兹土”
[33]，郭昞序言则写于“乾隆十四年己巳菊月”。那么，戴体仁署理长宁知县的时间在乾隆十三年夏到乾隆十四年九月之间。戴体仁在序文中说：“书成，进邑之缙绅衿士而商之：‘是有当乎否？’佥曰：‘有典有则，不易不烦，此真为吾邑征信矣，且为吾邑增光矣。’爰付之梓人。”
[34]萧淡也说“明府戴公簿书之余详加裁定，复为润色于其间，不阅月而书成付梓矣。”
[35]戴体仁的序言写于“乾隆戊辰一阳月”，也就是乾隆十三年十一月，距离任还有十个月。而咸丰六年《长宁县志》卷首之《长宁县四修县志采访书目》将“三修邑令沈涛志”“邑令戴体仁志”“邑令郭昞志”并列，这说明戴体仁所考订志书是已经刊行了的，到咸丰年间修志时仍然存在。因为萧淡说“不阅月而书成付梓矣”，则戴志在沈志的基础上所作修正幅度应当不是很大。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将戴体仁考订志与沈涛修志混为一谈，《江西旧方志存书书目订补》则将郭昞增订本与戴体仁考订本混为一谈，均误。
戴体仁，字心斋，贵州贵阳人。以举人任江西会昌县知县，曾纂修《会昌县志》，乾隆十三年至乾隆十四年代理长宁知县。
邱上峰，字眉三，号簬村，江西长宁人。雍正二年甲辰科进士，乾隆元年至乾隆三年任直隶清丰县知县。著有《簬村文集》《簬村诗集》，今有《清代诗文集汇编》所影印乾隆刻本《邱簬村诗全集》四十四卷行世。
又，主修县志是当地知县的职权，乾隆十四年重刻本《长宁县志》将邑人邱上峰与长宁知县并列为主修人，不妥。
[乾隆]长宁县志六卷首一卷（清）郭昞纂修
清乾隆十四年己巳（1749）刻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有藏本
乾隆十四年，郭昞接替戴体仁任长宁县知县，他继承了戴体仁的作风重刊县志。虽然郭昞说：“予以己巳岁奉命来治斯邑，因乐其志之成而治化之有因也，是为跋。”
[36] 好像只是重刊，什么都没有做。但卷四《秩官》知县条目下没有戴体仁却有郭昞，书末增补的邝运元《捐赡乡试路费田序》、李邦华《钟天斗母像赞》、宋三依《恭颂长宁圣宫》、袁若鸿《登云盖岽》、何凤阙《天香桂岭》、张鉴《热水记》等六篇诗文，也应当是郭昞加入的。所以咸丰《长宁县志》之《长宁县四修县志采访书目》才会将“邑令郭昞志”与“三修邑令沈涛志”“邑令戴体仁志”并列。
或许是因为郭昞刊本增删甚小，或许是无法找到沈涛志戴体仁志与郭昞志加以对比，所有的方志书目著作如《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江西方志通考》《江西旧方志存书书目订补》《寻乌县志·旧志目录》等都没有将郭昞志独立出来。
但现在流行的乾隆十四年重刻本《长宁县志》其实是郭昞所增订志书，并非戴体仁原刻，不可混为一谈。当然，无论是郭昞增订本还是戴体仁校订本，其实都是在沈涛志的基础上稍加增删，不应当视为重修或续修。
乾隆十四年重刻本《长宁县志》四册，共六卷，分为志地二卷，志政一卷，志人二卷，艺文二卷，设二十三个一级子目，六十个二级子目，共十万零二百余字。《江西方志通考》称“厘为二十八目”，误。
郭昞，字尔弢，拔贡，黔阳人。乾隆十四年至十八年任长宁知县。
又，该志已由寻乌县地方志办公室以内部资料形式刊行。
[乾隆]长宁县志清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刻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有藏本 有台湾成文出版公司影印本行世
何振作《江西旧方志存书书目订补》：“清乾隆三十一年递增本（是本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有台湾成文影印本行世，其记事止于乾隆三十一年，见卷四秩官第16页。光绪二十五年《长宁县志》凡例云：‘沈志有三本之别，人多不能辨。一为沈公手订，一为署事戴公体仁所校刊。以文则沈刻为优，以事则戴刻较核。二刻近俱不行，近今通行之本，鄙倍已极，不知何人所改窜，乃私书也。’此本当即所谓之‘私书’）”《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寻乌县志·旧志目录》漏录此志。
[咸丰]长宁县志四卷首一卷末一卷（清）苏霈芬杨长杰修 曾撰等纂
清咸丰六年丙辰（1856）掇锦斋刻本
南京图书馆有藏本
有2012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南京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影印本行世
咸丰五年二月，苏霈芬任长宁知县，因县志“自乾隆戊辰纂修至今百有余年，板帙无存存……有孝廉曾心泉出其手录县志四册，盖半经其生平补辑者，请为倡修。”
[37]于是在曾撰志稿的基础上进行纂修，曾撰自己也参与编纂工作。“功半而苏明府以瓜代去，杨明府抵任。”
[38]咸丰五年十月，苏霈芬在县志完成之前离任，由知县杨长杰接着纂修，曾撰的序文写于咸丰六年五月，那么刊行时间则在此之后。《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寻乌县志·旧志目录》言有咸丰五年刻本，误。
曾撰在序文中说：“今所编辑多从戊辰旧本”，说明继承的是沈涛志书的编纂体例。卷首含星野等三目，卷一志地含沿革等二十六目，卷二志人含秩官等共三十五目，卷三志政含祀典等十目，卷四志言含奏疏等九目，卷末含轶事等三目。全志共八十六个条目，条目分级混乱，不少条目有目无文，文字错误比比皆是。故光绪二十四年刘丕諴在《续修县志跋》中批评说：“咸丰五年乙卯，苏公泽珊复修，嗣以瓜代期临，未暇编检，其中卷页之颠倒，字句之舛讹，分门之缺漏，难以枚举。如官署之未载，桥渡之皆遗，则将焉用彼志哉。”
苏霈芬，字泽珊，原名毓芬，云南晋宁人。道光五年拔贡。工书，善画兰，著有《瞻云阁诗集》。咸丰五年二月至十一月任长宁知县。
杨长杰，号俊卿，湖北应山县人。咸丰二年以优贡中式顺天府乡试举人，咸丰五年十一月至咸丰八年五月任长宁县知县，因平定刘永贞之乱，论功赏戴花翎加知州衔。咸丰十一年十月，杨长杰在贵溪知县任上因驿站延误军报遭交部议处，同年纂修《贵溪县志》。
曾撰，字叔琅，号心泉，江西长宁县人。道光六年岁贡，咸丰元年辛亥恩科举人。道光二十七年参与《赣州府志》纂修。
[咸丰]长宁县志四卷首一卷末一卷清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刻本
今有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本行世
查台湾成文出版社之影印本，其卷二《秩官》记录了咸丰十一年七月到任的知县龙兆霖，即刊行时间当在此之后。该刻本乃是咸丰六年志书之递增本，不仅继承了咸丰六年志书的全部错误，而且缺页甚多，不堪卒读，寻乌县地方志办公室只好放弃原先的点注计划。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寻乌县志·旧志目录》漏录此志。何振作《江西旧方志存书书目订补》言“是本原刻藏日本国会图书馆”，但查“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却未见著录。
[光绪]长宁县志四卷首一卷末一卷（清）沈镕经黄光祥修 沈镕经刘德烑刘丕諴等纂
清光绪二年丙子（1876）刊本
江西省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图书馆有藏本
今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影印本行世。
清光绪二年，“缘省垣各上宪方修通志，属在郡县亦宜增修申送而不得辞其责也。……甫经匝月，其功告竣，稿本为沈君手编，而成其事者，同局诸君之力也。”
[39]“光绪丙子春月，上宪委催邑志，以备通志之采资。邑侯黄公瑞庭，政简民和，命余等编校重修。因限期迅速，遂将苏志原板及沈芸阁明府定稿续辑而补其遗。”
[40]则该志是在前知县沈镕经手编之未刊稿的基础上续补而成的，其主要编撰者，先后为沈镕经刘德烑刘丕諴等人。
光绪七年知县善庆批评说“尔时修志，旧本仍原存板帙，而新增者并未镂板，率属检字而成”
[41]，则该志利用咸丰六年所雕刻的书版印刷旧有内容，新增部分则采用活字进行印刷。
《江西方志通考》虽然引用了善庆的话，却以为光绪二年志书之新增部分并未刊行，光绪七年善庆修志时才加入，误。
《江西方志通考》又称“光绪二年，知县沈经熔据咸丰志续修之……沈氏离职，黄光祥接任”，亦误。沈镕经任长宁知县的时间是同治八年十一月至同治十年五月，继沈镕经之后的长宁知县的是陈汝霖，尔后还有唐家桐与魏廷弼，然后才是黄光祥。
沈镕经，号芸阁，浙江乌程人。同治七年戊辰科进士，同治八年十一月至同治十年五月间任长宁知县，同治十一年任贵溪知县，十二年调补上饶知县，历任湖北太平府知府、广东按察使，官终布政使。此人久宦东南，一度为张之洞所倚重，《张文襄公选集》收有张之洞致沈芸阁的书函。
黄志祥，号瑞廷，福建闽县人，同治四年乙丑科进士，光绪元年四月至光绪三年八月任长宁知县。
刘德烑，江西长宁县人，光绪元年恩贡。
刘丕諴，号畏岩，江西长宁县人，同治七年岁贡（《江西旧方志存书书目订补》《寻乌县志·旧志目录》将刘丕諴误作刘丕诚）。
[光绪]长宁县志四卷首一卷末一卷（清）善庆修 陈立超纂
光绪七年辛巳（1881）刻本
存佚情况不明
光绪七年，知县善庆因“戊寅春余奉命来莅兹土，下车询及县志，即属仅见……今岁冬，特属原辑廪生陈立超，将旧板之漶漫者与末曾镂板之新编重行厘定。非以云修，亦修之未久，原无事于修。第即数年来祀典礼乐之振兴，秩官贡举之继增，坛庙公廨之建修，仓库谷石之积储，所当按年以纪者逐次补入。其他垂诸掌故有待访求者不敢漫续，一循其旧。编成付诸梓人以开雕，于是全板获睹。”
[42]该志属于光绪二年县志之增订本。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寻乌县志·旧志目录》言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处有藏本，经询查却系光绪十六年增订本。《江西旧方志存书书目订补》则未注明收藏单位。
善庆，号余生，祖籍吉林省长白县，镶黄旗江南驻防人，光绪四年三月，由军功保举任提署长宁知县，同年冬卸任，光绪六年补实到任。
陈立超，江西长宁县人，事迹不明，曾任光绪二年续修县志编辑，《续修姓氏》注为“保举即选训导、优廪生”。
[光绪]长宁县志四卷首一卷末一卷修纂人不明
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刻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有藏本 有台湾成文出版公司影印本行世
该志没有修志人员名单，后来的志书也未提及修纂人，估计邑人中有权势者利用光绪七年藏板进行递修刊行，并非官修志。钟材权在光绪二十四年冬所撰《续修县志跋》云：“因思吾邑志自光绪十五年续修后，十余年来人物继起，颇不乏人，诚恐日久或滋散佚，因与合邑士绅商谋为继续之举。”钟材权所言“十五年续修”实为光绪十六年，其秩官之巡检记录了光绪十六年八月到任的葛芝龄（见电子书第300页）。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之数字方志将其标为光绪十五年，误。台湾成文出版公司影印本之版本信息登记为光绪七年重订本，亦误。
卷首含星野等三目，卷一志地含沿革等二十六目，卷二志人含秩官等共三十五目，卷三志政含祀典等十目，卷四志言含奏疏等九目，卷末含轶事等三目，全志共八十六个条目，与咸丰志书完全一致。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江西方志通考》《寻乌县志·旧志目录》，均漏录此志。
[光绪]长宁县志十六卷首一卷（清）金福保修 钟材权等纂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刻本
上海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有藏本
另有2011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及台湾成文出版公司之影印本行世
光绪二十四年，知县金福保因“邑志修成后，概为官绅购去，迄无存者”，由钟材权“捡查旧志，搜求刘穆士大史遗稿，互相考证，删其繁，补其略，附以继起，其间稍可损益，皆取则于刘大史遗稿，不敢妄赞一词，庶不负实事求是之意耳”
[43]“今惟于沈戴二刻互取其长，并为订讹补阙，以期信今传后。其不载于二刻者，必别有可据，始酌存之，否则不敢漫录。”
[44]该志采用的是刘德熙志稿体例，打破了长宁县志自康熙十二年以来二百多年的四纲六卷本定式，将篇幅扩充至十六卷。
《江西旧方志存书书目订补》漏录该志。
金福保，字小香，浙江人，荫生，光绪二十四年至光绪二十六年任长宁知县。
钟才权，江西长宁县人。光绪十八年岁贡生，候选训导。
又，主修县志是当地知县的职权，《光绪二十五年己亥续修姓氏》将邑人梅奇萼与长宁县知县并列为主修人，不妥。
[光绪]长宁县志十六卷首一卷末一卷（清）徐清来修 刘凤翥纂
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活字本
日本东洋文库图书馆有藏本
徐清来修志没有序跋，故无法知其始末。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寻乌县志?旧志目录》言北京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处有藏本，未见。《江西旧方志存书书目订补》则漏录该志。
徐清来，字穆如，浙江永嘉人。光绪元年举人，曾任龙南知县，光绪二十七年八月至十一月代理长宁知县。
又，主修县志是当地知县的职权，《光绪二十七年辛丑续修姓氏》将邑人梅奇萼与长宁县知县并列为主修人，不妥。
[光绪]长宁县志十六卷首一卷（清）徐清来修 刘凤翥纂
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刊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有藏本
该志书卷首刊有《光绪三十三年丁未续修姓氏》人员名录，但其记事最迟只到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二日到任的知县丰和为止
[45]。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之数字方志将其标为“清光绪三十三年王衍曾修”，误。该志当为光绪三十三年所刊二十七年徐清来之志。
卷首为序凡例绘图，卷一志星野，卷二志舆地，卷三卷四志山川，卷五卷六志建置，卷七志学校，卷八志田赋，卷九志兵防，卷十志职官，卷十一志选举，卷十二卷十三志人物，卷十四卷十五志艺文，卷十六杂志。全书近二十万字，共设一级条目十二个，二级条目六十七个。该刊本有缺页和页码错乱情况，在卷十五艺文志部分尤为严重。
《江西旧方志存书书目订补》漏录该志
该书与光绪二十七年修光绪二十七年刊本有何异同，有待考证。寻乌县地方志办公室正在对该书进行点注整理。
[光绪]长宁县志十六卷首一卷（清）王衍曾程祖蔚修 古有辉等纂
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刊本
王衍曾修志没有序跋，无法知事之始末。
该志系寻乌乡贤邱凌云先生于1948年自北京琉璃厂富晋书局购得，书皮上盖有日寇“检阅讫”之图章。后被寻乌图书馆借阅。1962年，寻乌县政府委托广东省兴宁县印刷厂按原貌复制了一百部。今原书不知下落，复制本亦寥寥无几。
志书纪事至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到任的知县程祖蔚为止。卷首为序凡例图，卷一志星野，卷二志舆地，卷三卷四志山川，卷五卷六志建置，卷七志学校，卷八志田赋，卷九志兵防，卷十志职官，卷十一志选举，卷十二卷十三志人物，卷十四卷十五志艺文，卷十六杂志，分设十二个一级条目，六十五个二级条目，***条目若干。
因为国家图书馆将光绪二十七年修三十三年刊本登记为光绪三十三年王衍曾修志，不少人将三十三年修三十三年刊本与之混淆。《江西方志通考》就将两者混为一谈，而《江西旧方志存书书目订补》则漏录该志。《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寻乌县志·旧志目录》言北京图书馆、江西图书馆等处有藏本，未见。
王衍曾，安徽宿松人。光绪二十三年丁酉科举人，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八日到任署理长宁县事。后任省长公署秘书。
程祖蔚，江苏武进人，举人。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到任署理
又，主修县志是当地知县的职权，《光绪三十三年丁未续修姓氏》将邑人古廷松与长宁县知县并列为主修人，不妥。
如前所述，自建县至清末的三百余年间，长宁县志共有万历七年黄源志、康熙十二年井廞志、乾隆十三年沈涛志、乾隆十三年戴体仁志、乾隆十四年郭昞志、乾隆三十一年私刊志、咸丰六年苏霈芬杨长杰志、咸丰十一年私刊志、光绪二年沈镕经黄光祥志、光绪七年善庆志、光绪十六年私刊志、光绪二十五年金福保志、光绪二十七年徐清来志、光绪三十三年私刊志、光绪三十三年王衍曾程祖蔚志等十五种刊本。其中除万历七年黄源志、乾隆十三年沈涛志、乾隆十三年戴体仁志三种不知下落，光绪二年沈镕经黄光祥志一种藏佚存疑外，尚有十一种刊本行世。此外，邑人吴之章、邱上峰、邝上芬、刘德熙、曾撰、陈立璿等人也曾经纂修或抄录志稿，为官修邑志所采用。比如沈涛志就是以吴之章志稿为基础的，戴体仁志则是在沈志的基础上加入邱上峰志稿的内容，苏霈芬志其实就是曾撰志稿，而刘德熙志稿为金福保志所采用。虽然长宁县志刊本繁杂，大体上可分为万历黄源志、康熙井廞志、乾隆沈涛志、咸丰苏霈芬志、光绪沈镕经黄光祥志、光绪金福保志等六修，其他刊本则是在此基础上递增的。
另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寻乌县志?旧志目录》言，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图书馆藏有清同治三年《赣州府长宁县采访总册》稿本一部。江西省图书馆、寻乌县档案馆藏有民国二十六年（1937）《寻乌县乡土志》抄本一部。
厘清源流，辨别版次，是研究和整理旧志的第一步。寻乌县正在进行旧县志整理点注及再版工作，此举必然能提高志书的利用率，增加地方历史文化底蕴，为县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无形资源，故乐为之条其本末如此。然尚有多种志书未经瞩目，加上学问浅薄，错漏必存，祈知者有以教我。
[1] 见嘉靖十五年《赣州府志》卷五之《厢里》
[2] 见《长宁县志·曾同亨序》
[3] 见《长宁县志·黄源序》
[4] 见《长宁县志·黄源序》
[5] 见《长宁县志?黄源序》
[6] 见《长宁县志?井廞序》
[7] 见康熙十二年《长宁县志·艺文志》所录张问行《长宁县志后序》
[8]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
[9] 《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朱世嘉著，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
[10] 《寻乌县志》：寻乌县志编纂委员会著，1996年新华出版社出版。
[11]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1981-1982年上海古籍书店影印。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1990年12月上海书店影印。
[12] 《江西旧方志存书书目订补》：何振作著，刊于《江西图书馆学刊》第36卷第4期。
[13] 见《长宁县志?井廞序》
又，乾隆十四年《长宁县志·凡例》云：“康熙九年，知县井廞重修”
[14] 见《长宁县志?井廞序》
[15] 见《长宁县志?井廞序》
[16] 见《长宁县志?沈涛序》
[17] 见《长宁县志?沈涛序》
[18] 见《长宁县志?戴体仁序》
[19] 《江西方志通考》：黎传纪、易平著，1998年黄山书社出版。
[20] 见乾隆十四年重刻本《长宁县志》卷六《艺文志》所录萧淡《长宁县志序》
[21] 见光绪二十五年《长宁县志?凡例》
[22] 见《长宁县志?戴体仁序》
[23] 见《长宁县志?彭家屏序》
[24] 见光绪二十七年修三十三年刊《长宁县志·凡例》
[25] 见乾隆十四年重刻本《长宁县志》卷六《艺文志》所录萧淡《长宁县志序》
[26] 同前注
[27] 见《长宁县志?戴体仁序》
[28] 见《长宁县志?沈涛序》
[29] 见乾隆十四年重刻本《长宁县志》卷六《艺文志》所录萧淡《长宁县志序》
[30] 见乾隆十四年重刻本《长宁县志》卷四《名宦》“戴体仁”条
[31] 见乾隆十四年重刻本《长宁县志》卷六《艺文志》所录沈涛《杨公祠记》
[32] 见乾隆十四年重刻本《长宁县志》卷六《艺文志》所录邱上峰《杨公祠记》
[33] 见《长宁县志?戴体仁序》
[34] 见《长宁县志?戴体仁序》
[35] 见乾隆十四年重刻本《长宁县志》卷六《艺文志》所录萧淡《长宁县志序》
[36] 见《长宁县志?郭昞序》
[37] 见《长宁县志·苏霈芬序》
[38] 见《长宁县志·曾撰序》
[39] 见《长宁县志·黄光祥序》
[40] 见《长宁县志》之刘丕诚《续修长宁县志跋》
[41] 见《长宁县志》之善庆《重刻长宁县志序》
[42] 见《长宁县志》所录之善庆《重刻长宁县志序》
[43] 见光绪二十五年《长宁县志》之钟材权《续修长宁县志跋》
[44] 见光绪二十五年《长宁县志·凡例》
[45] 见光绪二十七年修三十三年刊本《长宁县志》卷十《职官志·知县》，电子书第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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