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风按：1986年寻乌县编纂过《寻乌农业志》，限于当时的条件，并没有对我县农业历史作认真的追溯。本人受《寻源》杂志编委会的委托，对寻乌古代农业作一番描述。接受任务后，翻阅历代《长宁县志》，将所有的农业记录汇集起来，也不过数百字。无奈之下，只好旁征博引，东拉西扯，勉强敷衍成文。本人才疏学浅，但愿今后有高明者能将我县农业史勾勒出来。——2015年11月6日夜
一、古代农业概况 寻乌农业可以上溯至远古时期。1982年发掘的小布新石器文化遗址、圳下青铜器文化遗址和2012年发掘的江贝商周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和青铜器，其中有石斧、石锛、石镞、铜镞、网坠、纺轮、石碾等生产工具。可见从远古时代起，先民们就在寻乌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从事种植、捕捞和狩猎。
秦汉至南北朝，虽然仍有零星的文物出土，但数量稀少，不足以追溯这一时期的社会状况。隋唐之际及唐末五代之际，中原战乱不已，大量人口向南迁徙，我们可以从上甲石排残存的数十座古窑址，想见隋唐至北宋时期这片区域窑火照天人声鼎沸的生产场景。据何氏族谱记载，其先祖何念一何念二兄弟于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从福建武平迁入安远县项山保。嘉靖十五年《赣州府志》卷二《山川》记载：安远有龙清岭，在县东百二十里，穴大小数十处，前有清流萦绕如练，宋祥符中（1008-1016）有僧建佛刹其上。龙清岭即是今天的青龙岩，如果没有一定的民众供养，僧人是无法在此建寺传法的。
靖康之难，金兵南侵，大量民众为躲避战火，纷纷南迁。如泊竹凌氏、杨梅坑谢氏、登豆岭张氏、张干陈氏、东团刘氏、余田黄氏等氏族，都是这一时期迁入寻乌的。嘉靖《赣州府志》卷四《货食》记载：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1），安远县有主户11913户44633人，客户2665户5014人；淳熙间（1174-1189）有主户3772户27351人，客户1650户2804人；宝庆间（1225-1227）有主户8141户17281人，客户1016户2210人。南宋时期安远县的户口数量与寻乌族谱记载的迁入时间可以相互印证，说明寻乌县客家肇基于宋代。
至元代（1271-1368），迁入寻乌的姓氏则更多了，如项山潘氏、澄江王氏、增坑李氏、高垇刘氏、芳田朱氏、上津曾氏、晨光汪氏、晨光古氏等。随着人口增长和社会的发展，基层组织也随之产生，三标乡发现的“泰定二年三标保石刻”证明，最迟到元代，寻乌地区已经分设乡保了。
元末明初战火纷飞，交战各方为了应付战争横征暴敛，朱元璋获得胜利后，对原张士诚、陈友谅根据地民众采取仇视政策，不仅继续保持战争期间的高额赋税，而且实行“三丁抽一”的军户政策，引发民众纷纷迁离。因此，原本在南宋宝庆年间有9157户19491人的安远县，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只剩没能力逃跑的293户1445人（见嘉靖《赣州府志》卷四《货食》）。洪武五年（1372），安远县典史杨霄远在《薄敛疏》中指出：“夫田少土硗又粮多则重，无怪乎催科日迫，求生不得而死无门。或合室全逃更名换姓，或壮丁远遁撇子抛妻。当是时，守土即能员缺额，必遭下考。至若铅刀末吏，入嗷嗷鸿雁之区，缓征必误于官常，严比更防夫民变，岂非进退维谷欤？民困官危，县不成县，即欲不废，如之何不废？”寻乌文献资料里也有早期居民迁离的信息，如《虔南泊竹凌氏族谱》记载的澄江詹氏、薛氏，《江西省寻乌县地名志》记载的水源高桥蔡氏、澄江黄冈饶氏、吉潭纂坑童氏、留车庄干田氏、留车芳田淡氏等。因此，不能以明代初期人口稀少而断定明代之前寻乌地区属于荒蛮之地。同时，这也只是官方黄册里登记的数字，在官府无法掌控的深山僻壤，还居住着大量不应差不纳粮的“山贼”。
大乱之后的明初寻乌社会，一片萧条，杨霄远《薄敛疏》云：“细访县中不闻大姓，且少百外年之家，臣实不解所由。及行查乡曲，一望林密，非拾级登峰丹崖绝壑，即穿坑度垇鸟路羊肠，臣不禁涕涟，寸心如碎，乃知安远者，万顷山冈一线田而已矣。”（见乾隆十四年《长宁县志》卷五）农业生产也乏善可陈：“故四方未旱，独受旱灾，山高迳狭，炎气如炉，苗尝蒸坏。骤雨即成水患，名曰倒岭水，沃土尺寸，随波逐流。”杨霄远斗胆上书后，明廷降低了赋税，但官府对于农业开发没有多少兴趣，他们在意的是不断增强对广阔山区的控制力：建文元年正月，设南桥巡检司（见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卷二）；接着增设大墩巡检司（见嘉靖十五年《赣州府志》卷六）；正德七年，设双桥巡检司（见天启三年《重修虔台全志》卷四纪事一）；嘉靖二十三年，设黄乡巡检司并筑城（见《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二百八十四）。其间还一度将大墩巡检司前推至丹竹楼，并设老虎、都司、雁洋、藤岭、十二排、黄竹湖、黎坑磜等关隘（见嘉靖十五年《赣州府志》卷六）。明廷甚至一度打算在寻乌地区设立州治：正德五年，安远县贡生林大纶等人首先提倡在今寻乌境内的李福湾建立州治（见江一麟《分建长宁县疏》）；正德七年，南赣巡抚周南采纳林大纶等人的建议，正式向朝廷请求添设州治；嘉靖四十年，俞大猷向朝廷重提旧议，建议今平远县仁居设立州治（见《正气堂集》卷十三《呈为申议原奉奏准立州以杜三省盗源以图长治久安事》）。两次建州动议，最后都因三省间的扯皮不了了之。明袭元制，在寻乌地区分设水源、三标、桂岭、大墩、寻邬、滋溪、项山、石溪、劳田、石痕、腰古、南桥、八付、双桥、黄乡等十五个保（见嘉靖十五年《赣州府志》卷五）。
寻乌地区的大规模开发，是从明代中期开始的。嘉靖三十四年《虔台续志》卷二《事纪一》云：“江西兵从安远入，攻破巢穴七，曰丹竹楼、曰淡地、曰双桥、曰黄竹湖、曰项山、曰寒地、曰甑背，擒斩贼首何积钦、罗得清、黄璘，并其从一千五百一十三名。广东兵从程乡入，攻破巢穴九，曰大帽山、曰大峰嶂、曰瓮渎、曰五子石、曰十二排、曰香炉嶂、曰鸬鹚角、曰军山笔、曰圆子岩，擒斩贼首李四子、张番坛、黄镛、张玉瓒、黄枥保并其从二千一十九名。福建兵从武平入，攻破巢穴八，曰岩泉、曰上赤、曰中赤、曰下赤、曰悬绳峰、曰挂坑嶂、曰黄沙、曰大刘畲，擒斩贼首谢得珠二千四百一十九名，总计擒斩首从七千有奇，贼属俘获者一千八百有奇，夺回良善一百四十有奇，贼仗一千一百有奇。”“盗贼”如此之多，“贼窟”如此之密，由此可见弘治正德间寻乌及周边地区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开发。《江西省寻乌县地名志》记录了全县62个姓氏114个分支的迁入时间或繁衍世代，其中91支（占83%）是在明代迁入的。
正德七年之后，黄乡叶氏趁势而起，招徕大量赣粤闽边区流民，后来更是以千总义官身份代管安远东南十五保。于是，寻乌地区人口由正德年间的“有众七千”，发展为嘉靖年间的“不下万余人”，到万历初年已经是“党与二三万人”了。人口的增长推动了山区农业的发展，嘉靖十五年《赣州府志》卷五记录寻乌地区有陂塘二十六处，共灌溉农田五千八百五十四亩。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聚。据嘉靖《赣州府志》卷五《创设》记载，嘉靖之前，黄乡保有个叫林科的富豪，捐建了桥梁两座。而钱德洪在《阳明先生年谱》中记载王阳明断定叶芳舍不得在黄乡保的产业：“我过其巢，许其伐巨木创屋万余，今其党各千余，不肯焚矣。”
到万历三年剿灭叶氏，没收充公的农田共18万余把，其中黄乡保占137565把。按民国年间16把合1亩的公式折算，仅叶氏集团在黄乡保的农田就有8600亩之多，而黄乡保还有刘载永、严顺民等诸多家族的农田没有计算在内。以此估算，寻乌地区十五保的农田总数应当在10万亩以上。据嘉靖《赣州府志》记载，当时有水稻32种，麦类3种，谷类2种，豆类10种，蔬菜25种，水果27种，经济作物6种。但总体来说，当时的农业结构是比较单一的，除了稻谷之外，其他物产仅供自给：“盖齐民不善治生，所恃赡一切费者，终岁之入耳，故日食之余，则尽以出粜，鲜有盖藏者。”（见天启《赣州府志》卷三《土产》）
万历三年，南赣巡抚江一麟好大喜功，挑动十五保氏族内斗，指使刘载永、尹明遂等围剿叶氏。结果，叶氏措手不及，党徒狼奔豕突一哄而散，叶氏首领被剿灭。叶氏覆亡后，刘载永、尹明遂等一帮新贵又勾结赣州府推官赖万玙等人，借没收清查叶氏田产之机，勒索境内各氏族，凡是不行贿的，即将其田产指为叶氏之田，民众于是“窜于旁近郡者十家而五矣。”（见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二《安远贼叶楷李圆郎列传》）至万历七年修纂《长宁县志》时，原本有“党与二三万人”的寻乌地区，黄册上只剩“户一百六十，丁五百八十九，口七百二十。”
到明清鼎革，寻乌地区又动乱数十年：“国朝初，尚有宏光、隆武、永历各据江闽粤，邑附近界鄙，出于愚忠，尚未薙发，邑侯钱奇嗣误屠谢邱诸斯文”“顺治四年丁亥，粤寇谢志良纠党数万，围城月余”“顺治十六年十二月，妖民曹子布，同弟曹子粟、曹子兀等阴通广寇为乱”“康熙十一年壬子，流贼周海元林青袍聚众作乱”“康熙十五年丙辰，伪提督马某自平远出，攻屠邑寻邬保之城冈村”“康熙十六年丁巳，叛逆黎繁祉散布伪扎”“权奸吴玉简入境屠及同乡卢姓不绝者甫一线，我族希朝两代以下房舍蹂躏家室完聚者幸耳”（引文见《潘氏族谱》和《长宁县志》）。所以，虽然顺治六年朝廷颁布了鼓励生产的圣谕，但直至三藩之乱结束，寻乌地区才真正进入生产恢复时期。故康熙十二年《长宁县志》对农业生产状况的记录很少，惟卷一《陂泽》部分记录了有陂塘四十四处，这与137年前的嘉靖十五年（1536）相比，仅仅增加十八处，可见发展极其缓慢。
雍正元年（1723），朝廷重申顺治六年的鼓励政策，规定“水田仍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著为定例”（见《清朝文献通考》田赋考三）。乾隆六年，朝廷再次颁旨：“凡山头地角，开垦田地在二亩以下，免其升科；其山巅水涯坍涨不一之地，赴地方官呈垦给帖，永免升科。”（见乾隆《长宁县志》）经过近六十年的休养生息，至乾隆初年：“近以圣朝煦育，生齿繁盛，即崇山峻岭，升级至七八里，俱随麓逐腰垦砌成田”“堑若阶级，簇若鳞比”“无地不垦，无山不种”（见乾隆《长宁县志》）可见适合耕作的土地基本上都得到了开垦。此时，陂塘比康熙初年增加了十七处，并出现了堤堰和水车：“东涧西田，西涧东田，相势补垦。即有水势冲损，合力筑堰，亦功费不烦。如遇旱干，所在有小陂遏水，润塘引流，尽足资灌。……南桥保车头暨双桥保黄坝、鹅湖等处，山平泉啬，多不能陂，恒患焦旱，然桔槔轮车，亦人事可佐。”在农田基础建设取得进步的同时，耕作技术也在发展：“邑禾三熟之外，间或萟麦，总非一田之力。一田二熟力既薄，惟恃粪壤耳。”（见乾隆十四年《长宁县志》）但此时单位产量并不高，那些高山上的排田坑田，是属于广种薄收型的：“长邑田俱以把计，询之土人，地可栽谷盈把者，即定为一把，其广狭不可得而知也。然大抵山土硗瘠，收获甚薄，故征额虽轻而民无蓄积。”（见乾隆十四年《长宁县志》）值得注意的是番薯（红薯）、包粟（玉米）、高粱粟等耐瘠粮食作物在此时得到了推广，弥补因水田少产量低造成的粮食短缺，给社会稳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至道光六年（1826），“民数册实在烟户二万九千四百八十户，大小男妇共一十二万三千二百六十五丁口。”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地矛盾随之凸显：“农最勤劬，今户口日稠，无地不垦，无山不种，而所出仅供食指，岁歉则菜色立见。”（见光绪二十五年《长宁县志》）
咸丰同治间，由于连年战乱，反复厮杀，人口损失极大。经光绪年间休养之后，至民国初年，人口才恢复至十二万余人。清末民国，因受近代工业的冲击，寻乌的产业结构更为单一，之前的靛蓝、苎麻等作物以及纺织业，衰败无存：“棉蕉苎葛，向年皆能自织，自洋布输入，受大抨击，今已消灭于无形矣。”（见光绪二十五年《长宁县志》）粮食生产，也乏善可陈：“寻邬一农业县也，邑中人咸业农为生，几于有山皆种无家不耕。惜操是业者多墨守成规，于辨土择种制肥料除害虫防水旱之道，皆忽然不讲。而长农会者又徒糜***，劝勉无方，遂致绝少进步。”（见谢竹铭《寻邬乡土志》）
此外，土地的过分集中，也深刻影响着农业生产。1930年，公共田地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四十，地主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三十，农民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三十（见毛泽东《寻乌调查》）。1949年，贫下中农占全部耕地的38%，公共土地占全部耕地的37%，地主和富农占占全部耕地的24%（见《寻乌农业志》）。这些名目繁多的公共土地，表面是民众共有的，但大量财富被消耗于宗族活动，对贫民并没有多少帮助，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二、自然环境与农业开发 寻乌县处于武夷山与九连山交接处，境内多山，山地占总面积的75.6%，丘陵占总面积的14.4%，岗地占总面积的7.7%，平原占总面积的2.4%，所以可供开发的土地十分有限，不得不将山坡开垦成梯田。《江西省寻乌县地名志》所记录的1609个村落，大部分注明了村落的创建年代或居住历史，逾是偏僻崎岖之处，其创建时代愈为靠后，这说明向深山进发是人多地少压力下的无奈选择。如前所述，乾隆年间已经是“无地不垦，无山不种”了，“即崇山峻岭，升级至七八里，俱随麓逐腰垦砌成田”。至1949年，全县共有耕地226545亩，占全县总面积6.4%，其中稻田216608亩，旱地9937亩。稻田当中，塅田占40%，坑田占37%，排田占23%，海拔在300～500米之间的稻田占37%，海拔在500米以上稻田占18%。这些坑田和排田，不仅土壤贫瘠，而且交通困难，多数只能栽种单季稻，所以低产田面积占全部稻田的50%左右。正因为这样，虽然旧时人均耕地约2.5亩，但依然难以维持温饱。而旱地仅占耕地的4.4%，这说明农民除了种植自用的蔬菜之外，用来种植经济作物的土地是十分有限的，有的物产甚至无法自给自足，这也是古代寻乌地区贫穷落后的一个原因。
山区农业唯一的好处就是灌溉便利，乾隆《长宁县志》“水利”云：“石谿山谷，孔裕源泉。绝无巨浸，致虞漫延。恃彼陂塘，惠彼滴涓。以滋以润，祝望有年”“总以山多田少，不幸在此；而山崇泉裕，所幸亦在此也。”因为灌溉方便，水利建设投入较小，一般以沟渠为主，配合水陂或山塘，就能旱涝保收。据地方志记载，明嘉靖初年有陂塘26处，清康熙初年有陂塘44处，乾隆初年有陂塘61处，光绪年间有陂塘82处，民国年间有陂塘520座。陂塘的增加，既与耕地的增加有关，也与森林减少泉源萎缩有关。
三、土地分配情况 建立县治之前，官府对寻乌地区的控制程度非常低，先来的氏族随意圈地的现象很普遍，使得后来者无地可垦，无论是熟地还是荒地，都不得不向先来者租赁。后来者于是或举族而来，或招引乡党，当后来者势力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反客为主压迫先来者，甚至用武力夺取土地。《万载温氏续修族谱》“仕崇传”记载，其先祖原居项山保大坜村，永乐年间，因潘良钊霸占温仕兴、温仕敬田地房产，不得不离开大坜。江一麟《平黄乡疏》也记载叶楷及其党徒占据田地、夺人妻女。天启《赣州府志》卷三《土产》云：“田土强半邻壤占籍，土著亡几。”
万历四年设立长宁县之后，社会秩序比较稳定，耕地所有权，主要是通过继承、交易或开垦获得的。《富美村汤氏家谱》记载：“光绪八年冬月，陈兆华卖来禾田二处，土名腰古堡洋溪坝陈二坑门口禾田一处，一连大小四坵；又及，半坑禾田一处，一连大小二坵。共计租四石，价银三十二两。此田契印。光绪九年冬月。禾把二十八把，伸粮二合二勺四抄。”六十多年后，汤氏因经济困难，又不得不将田地典卖：“此田于民国三十六年出典于林坊排陈国钧（稻谷九石），三十七年找价过手管业（稻谷九石）。”
旧时寻乌土地分配最为突出的现象是公共土地多，自康乾时候开始，一些富豪就拿出田地来设立蒸尝或学田：“诸生曾学铸，字受冶，心存利济，族故军籍，虑族之贫者运漕日复维艰，恐于国课不敷其数，学铸心忧之，乃捐田一千把，尝曰：吾虽为族众，实期不上负国课也。”“监生曹引晃，字肇宇，明经曹植章长子。幼随父读书，尝闻父叹宁邑距省会远僻，邑士乡试路费维艰，将捐田赡之，赍志而殁。乾隆戊辰岁，引晃承父志独力捐田一千把，赡贡监文武乡试费，盖邑中仅见义举也。”（见乾隆十四年《长宁县志》卷四“行义”）这种公田一旦设立，经营状况好的，就会利用积蓄购买土地，陈年累积，规模越来越大。1930年毛泽东做寻乌调查时，公共田地占全部耕地的40%，地主占全部耕地的30%，农民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30%（见毛泽东《寻乌调查》）。至1949年，贫下中农占全部耕地的38%，公共土地占全部耕地的37%，地主富农占占全部耕地的24%。至于为何1930年《寻乌调查》数据与1950年代土改时的数据不一致，这是因为当年毛泽东根据的是寻乌县苏维埃提供的统计资料和找来一些人进行采访，所以与实际情况有出入。
如前所述，这些土地表面上是属于民众的，但实际上操控在管事者手里，大量资源耗费在讲排场宗族祭祀，以及容易引发诉讼和武力冲突的风水堪舆方面。乾隆十四年《长宁县志》卷三《风俗》云：“寒食节合族会祀祖先于公祠，仍每坟备鼓乐牲醴分日祭扫。合通邑计之，刑猪不下万口，终岁之费，莫耗于此。”每年祭祀刑猪万口，可能是有所夸张，但铺张浪费是毫无疑问的。沈涛《风俗论四道》之“埋葬”云：“向者愚民酷信风水，虽一尺之地必曰某形。地棍即以其术中之，鼓弄唆惑，翻覆万变。占窨不能则代写辞状伪造契约，以为必得之计，借此图人酒食哄骗钱财。愚民一堕其术，遂至酿祸百端身家两败，岂不痛哉。”可见除了学田桥田确系公益之外，其他如蒸尝田、寺庵田、神坛田之类的，多数是起负面作用。
四、农业结构与品种 古代寻乌农业实际上是种植业，养殖业和加工业都极为有限。康熙十二年《长宁县志》卷一“土产”云：“邑无他产，五谷为饶。于稻间或种豆，土所宜也。”种植业当中，又主种水稻，经济作物面积很小。其水稻品种有面稻、光稻、早晚稻、秋分稻、南来粘、饶粘、大谷粘、鼠牙粘、火烧粘、三夹粘、叶底粘、六旬黄、颋齐黄、矮黄、筋竹白、冷水白、八月白、落坑乌、大谷红、闪霜红、黄铁锤、早晚糯、赤节糯、椒子糯、黄栀糯、羊毛糯、虾须糯、重阳糯、竹丝糯、师姑糯、灶君糯、早晚粳等（见嘉靖十五年《赣州府志》卷四《物产》，下同）。
受土地资源的限制，蔬菜、麦类、谷类、豆类等旱作物种植面积不广，只能自给自足。蔬菜有芥菜、白菜、菠菜、蕹菜、苋菜、芹菜、韭菜、姜、葱、蒜、藠头、莴苣、莙荙菜、茼蒿菜、胡荽菜、瓠瓜、茄子、薯蓣、芋头、萝蔔等品种。麦谷豆有荞麦、大麦、小麦、黍、粟、黄豆、绿豆、青豆、黑豆、赤豆、弯豆、刀豆、蚕豆、眉豆、扁豆等品种。
经济作物主要有蓝靛、苎麻、芝麻、油菜、甘蔗等。尤其是蓝靛与苎麻，在是当时比较主要的经济作物。土产有木油（即茶油）、葛布、苎布、麻布、竹布、丝紬、茶叶、蜂蜜、麻油、桐油、白蜡、黄蜡等。其中油茶种植面积较广，食用和照明都依赖茶油。康雍时期吴之章的《黄乡杂诗》说：“山深还长葛，池近可沤麻。春日分农事，秋闺绝缫车。”可见在当时，苎麻的种植与加工极为普遍。康熙十二年《长宁县志》卷一“土产”云：“女工织蕉布，精者犹当中品，西北贾客易以粗恶棉布，通县男女衣服取给于此。”乾隆初年长宁知县沈涛《长宁十咏》之四也说：“霞衬山山烧（入冬满山野烧势如燎原），云连处处烟（冬春俱以稻草烧灰漂洗蕉纱令白）。”其《风俗论四道》之“蚕桑”又说：“夫土茧蕉丝之属，亦长宁之一利。蕉丝累斤值布丈许，其利微。土茧食桕叶，织茧一匹值价数两，其利十倍于蕉。而蓄茧之家，十仅一二，何也？则植桕不广而织丝无具也。”当时有十分之一的家庭放养乌桕蚕，收获蚕茧，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但能将其纺织的并不多：“妇女惟煮叶剥丝，易邻邑蕉布而已。”（见乾隆《长宁县志》卷二《土产》）
果树有桃、李、柰、梨、橙、橘、柑、杏、栗、枣、柿、山楂、樱桃、枇杷、杨梅、无花果、林禽、白果、甘蔗、甜株、茨菰、石榴、菱角、葡萄、香圆、荸荠等，但都是零星种植，没有规模。在这些果树中，值得注意的是柑橘。今天的寻乌县是著名的柑橘产区，但许多人不知道早在明代，寻乌县就已经很普遍种植柑橘了，当时的品种有柑、橘、橙、柚、香橼等。清乾隆时沈大中《敬和家大人长宁十咏》之三云：“青郊新霁好，风景更萧疏。村馔供瓠子，山园树木奴。”诗中的木奴就是柑橘的别称。
至清初，作物品种更加丰富，增加了番瓠（南瓜）、番豆（花生）、番葛（葛薯）、黄瓜、苦瓜、烟草等新作物。尤其是红薯、玉米、高粱等耐瘠粮食作物的推广，打破了稻田少粮食短缺的桎梏，为寻乌地区的繁荣稳定奠定了物质基础。乾隆十年《石城县志》卷三《田赋志》云：“番薯，原出交趾。……石邑向有，不多。近下水种山者，繁殖以备二黼不足，虽多食不伤人，亦救荒一善物也。……番薯与芋，皆可补饔飧不足。曷为不书芋？志番薯而芋可知。更芋由来旧，番薯近较多也。”至清末民国，又增加了蕉芋、洋姜、洋葱、番茄、马铃薯等新作物。
古代寻乌的养殖业比较落后，畜类主要是牛和猪。但牛是畜力，随意宰杀是会犯法的，猪才是肉食。虽然也养狗，但那是看家护院的。兔子也有养殖，数量不多。禽类主要是鸡、鸭、鹅，其中养鸡的最多，家家户户都养。寻乌是山区，适合养鱼的水面不多，主要是利用池塘和稻田。寻乌的每个村庄在创建之初，都会利用取土做砖瓦的时候挖掘池塘，日后就利用池塘养鱼。古代没有农药化肥，稻田也是养鱼的场所。池塘里主要投放体型较大的草鱼、鲤鱼、鲢鱼和鳙鱼，稻田则主要投放体型较小的草鲤和鲫鱼。稻田鱼一般是当年捕捉，池塘鱼则是需要的时候才捕捞，层年鲩鱼是最大的家养鱼。除此之外，靠山的村庄有猎户，近河的村庄有渔户，但人数很少。一般民众用留箕、鱼叉、钓钩、洋笪（栏栅）、河笱、罾网等工具捕鱼，专业渔户则还有鱼网、竹筏和鸬鹚。光绪二十五年《长宁县志》卷二《风俗》云：“工仅寻常艺事，无奇技淫巧。城市无质库兑局，商贾饶于程本者多非土著。贫民农隙负贩米盐，琐屑谋朝夕而已。铁有两类，砂铁售销于邻邑，矿铁售销于芜湖。木植运至惠、广二州发卖，此外绝少服贾远方者。”可见当时的长宁县是单一的粮食经济县。
五、耕作技术与制度 关于古代寻乌农业的耕作技术与耕作制度，文献记录极少。民国《寻邬乡土志》说：“寻邬一农业县也，邑中人咸业农为生，几于有山皆种无家不耕。惜操是业者多墨守成规，于辨土择种制肥料除害虫防水旱之道，皆忽然不讲。”乾隆初年，沈大中《敬和家大人长宁十咏》之五云：“闲收三熟稻，翻虑一春晴。”乾隆《长宁县志》解释说：“邑禾三熟之外，间或萟麦，总非一田之力。一田二熟力既薄，惟恃粪壤耳。”也就是说，所谓的三熟是指有早稻、中稻和晚稻，并不是同一块田里收完早稻后种中稻，然后收完中稻又接着种晚稻。如果利用冬闲田种植麦子，那么第二年的早稻就无法种植了，只能再种一季中稻或晚稻。无论如何，一田只能两熟，而且需要大量施肥。但一田两熟只限于肥沃的塅田，那些贫瘠的排田和坑田，是无法一田两熟的，只能种一季中稻。光绪二十五年《长宁县志》卷一《气候》云：“其稼种曰百日早最先熟，小暑即收，次大谷小谷，次黄早，次香禾黄粘陆续收获，十月皆毕。其杂植则二月种豆，九月采茶桐，十月剥蕉，此一岁收成节序也。”
翻地普遍使用牛力，先犁田后耙，一般二犁二耙，修筑田塍，然后用辘轴整地。但有许多面积狭小的坑田排田，则无法使用牛力，只能用锄头翻地。旧时普遍采用小田育秧，带土移植，俗称“铲子”。由于水稻品种植株高大，栽种时行距株距近尺，十分稀疏。一般用绳索或滚轮划定距离，然后插秧。中耕时，先用五齿铁耙除草，然后用木质莳粪船载着农家肥，逐一将肥料埋在植株旁进行追肥。那时的肥料，主要是人畜粪便，铲草皮烧成火土也是积肥的办法。另外，还有砍取树木嫩枝叶撒入稻田作为肥料的。古时鸟兽多，常常扎制稻草人插在田头进行吓唬，有时还要守夜敲铜锣。至于病害、虫害，办法不多，往往只能求助神仙上天。
稻谷成熟后，稻田里养有鱼的，并不排水，直接用禾镰收割，将禾把置放于禾篮中，然后挑到岸上用谷斗脱粒。有的也用禾绞卡住禾把在石板上脱粒。然后用谷笪摊晒，用风车过精。需要食用时，用土砻脱壳，用踏碓或水碓加精。另外，禾秆也是重要的资源，可以喂牛，可以垫猪栏牛栏，可以垫床，还可以编织草鞋。不少农户在收割时干脆挑回家里再脱粒，所以古时也以禾把计算产量和面积。
总之，寻乌虽然是农业县，但受限于地理环境因素，比起平原地区来说，是比较落后的。故乾隆《长宁县志》卷二“田赋”云：“长邑山谷之区，田亩不及赣属各县之半，且硗确而非膏腴，约计一亩所出丰稔不过敌他邑一亩中十之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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