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23日，一篇题为《什么是进攻路线？》的署名文章，发表在由张闻天主编的中共中央局《斗争》杂志第3期上。文章中，一顶“纯粹防御”的帽子，戴到了邓小平头上。

　　这篇文章首先认为：“许多的地方党对于进攻路线的执行，表示了不可容许的机会主义动摇，甚至完全走到相反的逃跑退却的机会主义路线。”接着，文章说：“根据江西省委的报告，一般工作虽是有相当进步，然在边区各县，南广宜乐从去年十一月才开始从纯粹防御转向积极的进攻，永吉太与会寻安长期陷在纯粹防御的泥坑中，直到最近方开始转变……”

　　文章耸人听闻地说，“纯粹防御”的结果，“会寻安方面，则产生白军团匪进据寻城的事件，使群众受到敌人的摧残”。

　　文中提到的所谓“白军团匪进据寻城的事件”，就是史学界后来所称的“寻乌事件”。这个事件，似乎成了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无可饶恕的“罪过”。

　　这是怎么一回事？

　　事情发生在1932年11月下旬。
　　当时，国民党粤军在会、寻、安苏区的西、南、东三面，都驻有重兵。其部署是：在安远县西面的信丰、南康、大余等县，驻有粤军第一纵队余汉谋部4个师：寻乌县南部的吉潭、牛斗光、留车、三标和广东平远县的大柘一线，驻有粤军第二纵队李杨敬部第七、第八两个师；寻乌和会昌东南面的武平、上杭、蕉岭一线，驻有粤军第二纵队独立第一师。这就对会寻安苏区形成三面包围之势。

　　蒋介石对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后，国民党粤军总司令陈济棠，已受蒋之命担任了赣粤闽湘边区“剿匪”副总司令。在蒋介石引诱逼迫下，国民党粤军虎视眈眈，不断出动部队，对会、寻、安苏区进犯骚扰，妄图摧垮中央苏区南部屏障。

　　红军方面，当时红一方面军主力一、三、五军团均集中在北线作战，收复建黎泰苏区的战役打得正激烈。原在会、寻、安苏区和于、信、赣苏区活动的红军独立三师、红军独立六师，已于7月间合编组成红军第二十一军。因北线战事正紧，此时红二十一军正准备离开南线北上参战。留在会、寻、安苏区的只有三分区游击大队100余人和各县地方游击队、赤卫队。这些地方游击队、赤卫队，号称有数千人员，但装备却很差，战斗力弱，只能对付地主豪绅武装和国民党粤军小股骚扰，根本无力抵挡国民党粤军的大举进犯。寻乌县地方武装的枪支，大部分编入到红二十一军去了，战斗力更差。

　　国民党粤军瞅准这个机会，分三路乘虚向会、寻、安苏区发动大举进攻。向寻乌进攻的一路敌人，占领了包括寻乌县城在内的几乎整个寻乌县。

　　面对国民党粤军的大举进攻，邓小平处变不惊。

　　他根据敌强我弱、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领导苏区群众实行坚壁清野，以灵活的游击战术粉碎敌人的进攻。同时，他在筠门岭主持召开会、寻、安三县县委书记、县苏主席、军事部长联席会议，根据寻乌失守的情况，研究和部署了新的军事行动，要求进一步扩大地方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保卫苏区安全。

　　今后，他从筠门岭出发，前往寻乌、安远两县，具体指导两县开展游击战争和其他各项工作。

　　在邓小平的具体指导下，各县的游击战争开展更加活跃。
　　安远县委在1932年12月28日呈送给中共江西省委的一份报告中说到：安远县独立团和二、三游击队得到北区赤卫军模范营、模范少队八百多人配合，围攻安、信边界的洋田坑、金鸡、新田靖王团，“搜山三天，共缴获枪五支，捉土豪反动派共十多名”；“第一游击支队配合安城区模范营一连，攻开龙安区虎头岗三个土围”；“敌人开始进攻南区时，估量敌人必分一路由光头寨直逼县城，在车头动员八百多模赤少队到光头寨，配合二、三支队游击几次”；“在安城上濂龙安动员模范营少队集中过千人……在龙安区配合独立团和第一游击队向粤敌进攻，进攻时半个多月经常有五百多模范营少队配合作战”。

　　寻乌、会昌的游击队、赤卫队，也频繁进击侵占苏区的敌人。

　　这就是“寻乌事件”前前后后的真实情况。